倭寇之乱，这场绵延三百年的海上劫掠，为何在明朝时期猖獗不已，却在清朝到来后悄然消散？是明朝的海防太过薄弱，还是清朝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手段？对于江南沿海的渔民和盐工而言，前年还在担忧倭船来袭、抢夺粮食，今年却突然迎来了风平浪静的日子。这种变化，不禁让人深思。
东南沿海，每隔数年便要遭受一次“大乱”。孩子的哭声、老人的叹气，伴随着海风与海浪，成为那个时代沿海居民的共同记忆。谁家没有遭遇过倭寇的侵扰呢？关于倭寇的组成，众说纷纭。有人说，他们大多是来自日本的武士；也有人认为，其中混杂了大量中国本土的逃难者、走私商人和亏损的商人。这些人，谁愿意老老实实种地呢？手持利刃，行动迅速，收益颇丰。
追溯倭寇的起源，最初的那群日本武士，因内战而陷入贫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于是选择下海为盗。他们打劫渔船，抢夺盐粮，甚至将中国的瓷器带回日本，希望能换取一些钱财。就这样，倭寇的名声越来越臭，每当人们提起“海上来了倭寇”，总要愤怒地骂上一句。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倭寇的势力愈发壮大。日本本土的大名们，类似于中国的土皇帝，他们之间的战争不断，导致地盘难以维持。有些大名甚至为倭寇提供庇护，让他们在家乡成为“有编制的”海盗。日本国内穷兵黩武，人口众多而土地稀少，许多人要么选择下海为盗，要么饿死街头。这样一来，倭寇的规模从最初的几十艘船，增长到几千几万艘，海上风声鹤唳，百姓人人自危。
沿海的官差们对此头疼不已。有些地方官，平日里只知道捞取银子，真遇到倭贼时，给点花银就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朝廷下令实行海禁，禁止百姓下海捕鱼和做买卖，但结果如何呢？大家一边喊着“奉命行事”，一边暗地里划船出港走私。海禁从政令变成了生意，倭寇反而能与本地的“有门路”的商人一拍即合，共同谋取利益。
倭寇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日本的江湖同样复杂，有落魄的武士，有跑船的商人，有中国人“改行”的，甚至还有一些混血儿。他们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能说会道，下手狠辣。沿海百姓天天提心吊胆，这一点也不夸张。
明朝朝廷为了应对倭寇之乱，也操了不少心。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被誉为“抗倭英雄”，但他们有时也不得不与官场勾心斗角。他们常常被调往别处，临时带兵、临时造船，兵力是否充足、粮食是否足够，都是问题。然而，这些人确实硬气，在嘉靖末年，他们在浙江福建一带打了几场硬仗，多次洗劫倭寇的老窝。但谁都知道，这只是治标不治本，下一年风头又起，倭寇之乱依旧难以根除。
明朝的海禁政策，纸上谈兵，水上不灵。海边的渔民，要么偷偷给倭寇通风报信，要么干脆自己干起买卖来。有时候，你看到两个商人在海滩上交货，不知道是走私还是给倭寇带路。因此，很多人都在明面上跟官府较劲，暗地里能捞一点是一点。
到了明末清初，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倭寇之乱突然消失了。是清朝下了狠手吗？这得细细说来。清初那阵子，朝廷为了防止南明余党里应外合，实行了“迁界禁海”政策。强制沿海居民迁移十里、二十里内不得居住，港口、渔船通通被砸毁或烧毁。原本靠海吃饭的百姓，只能含泪背井离乡，这种苦难无人能忘。这样一来，倭寇发现没人可抢了，地都空了，抢来的货也卖不出去，只能灰溜溜地往南洋跑。沿海变得冷清，海盗也没了机会。
不过，清朝也并非全靠海禁立威。慢慢地，他们开始筹建水师，在福建、广东一带造船练兵，海防逐渐有了起色。但你要说，真把倭寇赶跑了吗？其实他们只不过换个地方罢了。在菲律宾、印尼等地，倭寇的活动更加猖獗，只是中国沿海一时清静了罢了。
真正让倭寇消散的，还是日本内部的变化。德川家康的出现，统一了日本江户幕府，大名们都被驯服得服服帖帖。出海抢劫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是赖以为生的头路了。幕府严令禁止武士私自建船出海，要申请把手，抓住了就砍头。社会安定后，武士开始变成“拿薪水的干部”，能安稳过日子谁还愿意漂泊海上吃苦呢？商人逐渐抬头，做买卖的、做手艺的，没人想再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抢东西。日本锁国政策一出，国际贸易被封死，倭寇自然也就没人可当了。
但要说清这一切，谁都不敢拍胸脯断定。百姓流离失所、官场勾结、江湖起落，里面搅拌着人性的贪婪与恐惧。从武士到渔民、从朝廷到大名，谁没在这局破绽里混过一遭呢？
后来倭寇没了，江南沿海渐渐恢复了平静。渔民又能下海撒网捕鱼了，孩子们也敢在岸边玩耍了。但这一层层纠葛，都留在了地方志和村里的传说里。到底是武力击退了他们，还是时代自己换了牌面？或许世上不少“灾难”，最后都是众人没法再继续下去，才悄无声息地散场。
人都是想着眼前的活计，官府出的禁令未必能管得住肚子饿的人。倭寇之乱三百年留下的有胆有悔、有血有泪。今天我们翻翻旧账也许只为想明白一句话——不是所有的仗都是打出来的有的仗是被人“活得够了”才熄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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