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看似普通的水幕电影项目，经过四次转包后，1200多万的制作费层层盘剥，最终到导演手中的劳务费仅10万元且被拖欠。这一事件不仅揭开了招投标市场的潜规则，更引发了社会对招投标乱象的广泛关注。
在张家口万全区（前国家级贫困县），一个30分钟的水幕电影项目斥资4000万。严某凭借武汉某公司的资质与万全政府签订合同，从中拿走1200多万用于设计制作。然而，这1200多万的去向却令人咋舌。
严某吞下800万后，以400万的价格将影片拍摄任务转包给老乡方某。方某再吞下180万，以220万的价格转包给北京某公司的刘某。刘某又以135万的价格转包给学弟李某，最终李某将重担交给导演陈某，劳务费仅10万。
陈导辛苦工作近两个月，却一分钱未拿到。经过多次抗议，他才陆续收到部分款项——第一次4万，第二次1.5万，剩余款项一直未付。气急之下，陈导撰写讨薪文章将此事曝光，引发广泛议论。最终，这一事件导致当地一些公职人员被查处。
水幕电影案例只是招投标乱象的冰山一角。在看似规规矩矩的招标程序背后，人为操作的空间巨大，各种猫腻层出不穷。今年5月，最高法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串通投标犯罪案件呈现犯罪主体多元化、手段隐蔽化、链条组织化的新特点。
这些犯罪手法包括但不限于：招标方与投标方内外勾结、招标代理机构居中牵线、投标人之间相互串通围标陪标等。在山东青岛的一起案例中，某公司负责招标的工作人员张某为使投标人武某竞得项目，竟指使其他评委给武某联系的围标公司打高分，并亲自“协调”有不同意见的评委交出评分账户账号及密码。
这种表面合法、实则暗箱操作的行为，在招投标领域屡见不鲜。
招投标领域的腐败由来已久，在当前财政压力空前巨大的背景下，倒查招投标违规行为并处以重罚，成为解决财政困难的一种可行路径。2025年4月，山东省纪委监委通报的省政协原常委周勇案，揭开了倒查30年的残酷真相。
从2007年担任山东高速高管起，周勇便通过“指定中标”“围标陪标”“未招先建”等手段，为17家企业承揽42个工程项目，收受财物超7600万元。2018年某高速项目招标中，他竟要求下属企业与关联公司组成“假联合体”，表面走流程实则内定。最终，该项目因质量问题在2024年被群众举报，成为倒查突破口。这种跨越17年的权力寻租，随着倒查机制的完善，最终让退休三年的周勇被开除党籍公职，移送司法。
在江西九江，一起横跨7年的转包串标案更显市场顽疾。2023年中标庐山市乡村振兴EPC项目的淮安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将258.5万元的设计项目肢解转包给4家公司，最终实际执行者仅获12万元劳务费。2025年3月，监管部门倒查发现，这家公司自2018年起已在6个项目中实施“中标—转包—抽成”模式，累计非法获利137万元。最终，企业被没收违法所得21.5万元，罚款64.62万元，相当于合同金额的25%。
倒查30年的趋势已逐渐形成。最高法明确表示，对于串通投标案件，要秉持全领域覆盖理念，无论案件发生在哪个领域、哪个行业，均坚决依法惩处。同时注重全链条惩处，对串通投标黑灰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的利益相关人员进行全面惩处。
从近期发布的案例和政策来看，以下几类项目最容易出现招投标问题：
工程建设领域是串通投标的高发区。最高法、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6件典型案例涵盖工程建设、物资采购、土地承包等多个经济领域，其中工程建设领域问题尤为突出。
政府采购项目同样问题频发。北京市财政局最近公布的一起行政裁决结果中，一家科技公司投诉另一家公司提供虚假材料《中小企业声明函》骗取中标。尽管该投诉事项被认定不成立，但反映了政府采购中的争议不断。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也是问题集中的领域。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最近发布通知，直指房屋市政工程招标人随意变更招标范围、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以及以任何形式规避招标、虚假招标等问题。
这些领域之所以容易出问题，主要是因为资金规模大、利益关联度高，同时监管存在漏洞。
倒查30年，让那些曾经在招投标市场中翻云覆雨、肆意妄为的人瑟瑟发抖去吧！老实说，可能也不能过于乐观，瑟瑟发抖的毕竟都是些小鬼、过气鬼、倒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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