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5日清晨，雪后的北平城笼罩在寒意中，外交部旧楼内却气氛紧张。门房送来十几封来自伦敦、巴黎和华盛顿的照会，内容如出一辙：要求新政府确认历届清朝、北洋及国民政府所欠外债。半尺厚的文件堆上，“总额约十三亿两白银”的钢笔字格外刺眼。
文件很快被送至中南海。毛泽东翻开第一页，合上封皮后问秘书：“他们算得这么细，我们真欠这么多？”秘书低声回答：“不仅细，还加了利息。”毛泽东未再言语，只是将文件轻轻推到一旁，继续批阅《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意见稿。这个细微动作，后来成为新中国“欠单不认”政策的开端。
列强的催债行动早有铺垫。1949年11月，英国代办胡阶森带着厚厚的“旧条约债务清单”来到东交民巷。当时外交部刚成立，临时办公室只有几张拼凑的木桌。胡阶森进门后，看到炉火中燃烧的国民党旧档，不禁愣住。谈判不到二十分钟，他只得到一句回复：“材料收下，择日复谈。”英方人员离开时，楼道里昏黄的灯泡摇晃不定，仿佛旧世界正在摇摇欲坠。
债务问题真正升温，源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50年1月3日的记者会。他挥舞着1912年袁世凯政府承认晚清外债的公告，宣称“政权更迭不等于债务豁免”。此举让华尔街兴奋不已，也在北京引发激烈讨论：是否该继承这笔“烂账”？
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为列强“贡献”的银子难以计数。《南京条约》二千一百万两，《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外加铁路、矿山、关税抵押贷款——这些数字几乎能填满半部财政史。更荒谬的是，1937年上海战事正酣时，国民政府仍在按期向日本偿付旧债利息。英国汇丰银行档案显示，直到1939年春，仍有十多万两白银从伦敦流向东京，“借钱买子弹”并非夸张。
对这些“天文数字”，中央高层进行了缜密研究。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念过一段资料：“1934年，宋子文用赣南十八县油矿开采权抵押美孚公司，所得款项大半用于围剿中央苏区。”陈毅听后拍桌怒斥：“哪有这种卖法！”那一刻，会场沉默了十几秒，无人觉得言辞过激。
苏联也曾试探。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莫斯科签订新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间隙，斯大林提及东北铁路与旅顺、大连港问题：“旧协定规定使用权由我方延长三十年。”毛泽东灭了烟，笑道：“那合同里写着两个字，‘平等’。”这一句轻松化解尴尬，旧条约条款随即重议，最终确定1952年苏军全部撤离并将设施无偿交还。
为何对西方旧债全盘拒绝？答案并不复杂。其一，多数“借款”未经合法程序，如八国联军以《辛丑条约》强加的赔款，毫无正当性；其二，新中国财政吃紧，百废待兴，任何不合理负担都会拖垮重建。当时全国财政收入刚过六十亿元人民币，而列强开出的数字折合人民币数百亿元，相当于让刚成立的政府立即破产。
1950年3月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给出测算：如果按列强要求偿还，仅利息就要用掉全国年度棉布产量一半的出口额。毛泽东听完，提笔在记录纸上写下一行草字：“欠债凭什么？打碎锁链就得丢掉铁球。”这页纸后来被档案馆归为“重要批示”，但少有人知道上面多了墨迹——那天屋里炉火太旺，杯子里的开水正冒白气。
列强的反应是海内外媒体的连番压力。美国《时代》周刊用“大清仓”形容北京的决定，英国《泰晤士报》则发表整版社论，警告“不守信用的政权将被资本市场抛弃”。话音刚落，长江江面传来炮声。1950年4月20日，“紫石英”号事件爆发。几门岸炮的回应，比任何外交照会都更直接。香港《大公报》标题冷峻：“炮弹比条约更能说明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并非对所有债务说“不”。同年秋，财政部照旧向苏方支付技术服务费，数额不大，却一分不少。1960年苏联撤专家时，尚未到期的卢布现金箱依约留在厂房。沈阳飞机制造厂老工人回忆：“木箱封条完整，保管员连夜点清，却发现比账面多出两百卢布，苏方没再拿走。”
同样的原则也体现在对国内民生项目的投入。河南红旗渠开凿时，经费捉襟见肘，周恩来仍指示按期偿付与捷克签订的水利设备款项：“我们讲契约，但也讲是非。侵略债务一笔勾销，平等贸易一厘不少。”1965年9月，最后一车钨矿砂装上火车，运往满洲里换取进口机床，至此与苏方的旧账悉数结清。
外界最终意识到：新中国区分的是不平等条约与正常商业往来，而非笼统地赖账。毛泽东在一次内部谈话中斩钉截铁：“有些债，欠一天都不行；有些债，让我们赔，再宰一刀也不会还。分清楚这两笔，本事就在这里。”
债务风波持续了三年，至1953年朝鲜停战后，列强催款声渐弱。实情很简单：他们发现没了中国市场的买单，手中那些“债券”不过是一堆壁纸。国际金融圈流传一句调侃：“如果北京说这笔账不存在，那它就真不存在了。”
后来，外交档案有一页耐人寻味的备忘录。毛泽东对外事口授四点：“一、平等待人；二、勒紧裤带做事；三、欠单不认；四、国格不失。”字字短促，却奠定了新中国处理旧债和条约的基调——公平可谈，屈辱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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