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农村商业银行（01551.HK）要求员工退回2022年以来发放的过节费一事，经社交平台匿名爆料后迅速引发公众关注。这场涉及超1.7亿元资金的风波，不仅暴露出金融机构合规管理的深层矛盾，更将普通员工推向了历史遗留问题的风口浪尖。
口头通知下的“追讨令”：1.4万元退费如何执行？
据多名广州农商行员工透露，退费通知并未通过正式文件下发，而是由各分支行行长以口头形式逐级传达。具体执行方案分为两步：员工需先退还2500元现金，剩余款项则从后续工资中逐月扣除，每人合计需退还金额接近1.4万元。以该行2025年半年报披露的正式员工规模测算，此次退费总额预计将超过1.7亿元。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要求，员工质疑声不断：“发钱时从未提及可能退回，如今突然全额追索，连正式文件都没有，合规整改为何要让普通员工承担后果？”更有员工追问：2022至2024年过节费的违规发放决策者是谁？相关责任人是否已受到处理？
合规政策收紧：2500元红线下的“超标”福利
此次追索的直接诱因，是广东省总工会于2025年初印发的《广东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该细则明确规定，基层工会仅可在7个法定节日发放慰问品，年度人均总额不超过2500元，且严禁以现金、购物卡等形式发放。而广州农商行此前以现金形式发放的过节费，不仅超出金额上限，更违反了发放形式的规定。
尽管细则于2025年才正式施行，但监管层对金融机构“穿透式合规管理”的要求，已使历史违规发放行为的回溯整改成为必然。这意味着，即便过去的行为未被及时纠正，在当下严格的监管环境下，也必须接受追溯性调整。
管理层历史决策：合规红线下的“失察”之责
梳理涉事时段的管理层任职情况可见，2022至2024年春节过节费发放期间，该行董事长为蔡建，2024年春节发放时的行长为邓晓云。二人均具备银行与监管双重从业背景，其中蔡建曾担任广州银行纪委书记，对合规红线本应具备清晰认知。然而，历史违规发放行为的发生，仍暴露出管理层在决策层面的疏漏。
更令此次风波蒙上复杂色彩的是，该行原董事长王继康、原行长易雪飞这两位“元老级”高管的接连被查。作为广州农商行的核心缔造者，王继康与易雪飞的共事轨迹贯穿了该行从农信社到上市银行的关键发展期。然而，这份“成绩单”背后，早已埋下腐败隐患。
2019年7月，王继康刚调任市管企业专职外部董事，一个月后便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20年4月，广州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其提起公诉，通报显示，2006年至2019年，王继康在先后担任广州农信联社主任、广州农商行行长、董事长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伙同他人共同收受或单独收受他人所送款物折合人民币2.85亿元。而与其共事13年的易雪飞，在2023年2月因任职行长近10年超出监管轮岗期限要求卸任后，也于2024年3月被查。
反腐风暴下的必然动作：重塑内部治理的迫切诉求
两位核心高管的接连落马，与广东农信系统持续深化的反腐风暴形成呼应。2022年以来，广东省农信联社两任理事长、多名地市农商行高管相继被查，2025年监管工作会议更明确提出“坚决查处各类金融腐败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农商行对历史福利发放的合规追溯，既是响应监管要求的必然动作，也暗含着重塑内部治理的迫切诉求。
从行业趋势与此前披露信息看，该行正面临净息差收窄、资产质量承压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人力成本控制成为“节流”重点。然而，此次风波的特殊性在于，其与银行业常见的“绩效薪酬追索扣回”存在本质区别。后者主要针对员工违规导致的风险损失，而此次退费是对历史福利合规性的纠正，并非因员工个人履职过错引发。
法律争议与人性化管理：如何避免员工成“买单者”？
法律界人士指出，在发放时未约定返还条款且员工已依法纳税的情况下，单方面强制追索可能存在法律争议，协商解决应是更稳妥的路径。在监管趋严与经营压力的双重挤压下，如何避免让普通员工成为历史问题的“买单者”，如何通过更透明、人性化的管理稳定团队，仍是亟待解答的课题。
广州农商行的这场过节费追讨风波，不仅是一次合规整改的实践，更是一面映照金融机构治理困境的镜子。它提醒我们，在追求合规与效率的同时，如何平衡历史遗留问题与员工权益，如何构建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内部生态，将是未来金融行业必须面对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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