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雨夜，总是带着几分神秘与肃杀。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死囚牢里的范纪曼（化名白桦）正攥着那张决定他命运的枪决令。门外的狱警打着哈欠，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
“我肚子疼，要去趟厕所。”范纪曼的话说得自然，没人怀疑。门开了，他走向那堵两米多高的墙。墙头上光秃秃的，没有碎玻璃，也没有铁丝网，仿佛在等待他的到来。厕所旁有根又脏又烂的木条，那是他事先藏好的。夜里，他假装蹲下解腰带，实则将木板搭成斜坡，准备翻墙。
第一次尝试，他滑了下来；第二次，胳膊肘磕破了，血渗了出来；第三次，他终于翻过了墙。下面是泥塘，一脚下去，膝盖脱臼，小腿划了个大口子。雨水混着血，糊了一腿。但他没有回头，身后是狗叫声和哨兵的喊声，他只是向前跑，跑向火车站的方向。
在废弃的扳道房里，他撕了衬衫，勒住伤口，顺着铁轨往江边摸去。老江口的鱼行灯还亮着，他去敲门。开门的是交通员，脸一下就白了：“你不是明天才……”范纪曼笑了笑：“阎王爷觉得我话太多，给退回来了。”
范纪曼，四川人，从小爱看书，《滕王阁序》张口就来。十五岁那年，他非要出去看世界，觉得外头不一样。后来去了黄埔，真刀真枪干过，还会三门外语，画画也不错。在莫斯科时，他曾给老干部画过像。后来，他投身情报工作，在上海特科以翻译身份为掩护，背地里送的却是密码、日文版的三民主义和俄语歌。档案上他的名字写错了，叫饭继满，查了好多年也没对上号。十几年间，他送出去两百多份情报，真正知道他底细的没几个。
一九四九年，同样是一个雨夜，上海外滩。他穿着呢子大衣，皮包里是兵力部署图和蒋介石要去台北的消息。路边的小贩是假的，是交通员。东西刚递过去一分钟，军统的人就从三个方向围上来了。他把衣服一扔就跑，跳上电车又换黄包车，最后躲进大新百货的后门。门一开，枪口就顶在了他的脸上。没跑成，他被押进铁皮桶里，天天用刑。老虎凳、辣椒水、电棍，膝盖脱臼，鼻子出血，但他嘴里就一句话：“自己是翻译，什么情报都不知道。”毛人凤亲自来审，说只要你把人交出来，就给你个官当。他只是摇头。案子送到南京，蒋介石亲手批的枪决。
本以为这辈子就这么完了，结果没完。他越狱了，组织上把他藏了起来。南京一解放，就把他接回上海，在公安局当侦察处的顾问，专门识别特务。见了不少老熟人，那些国民党军官一被带进来，他眼睛扫一下，拿笔画个圈，人就走了，一句话也不多说。别人都管他叫“影子”，他自己也说：“干的就是影子的活。”
一九九六年，他在瑞金医院去世，九十岁了。家里人收拾东西，翻出来一幅没画完的油画。画的是黑夜、大雨、一块斜搭着的木板、一只带血的手刚翻过去。画的角落里写着几个字：“白桦，1949.4.11”。这画不是给谁看的，是怕他自己忘了。
南京雨花台西边的老看守所后来改成了铁路博物馆，那堵墙还在，只是上头加了玻璃碴子。墙根下的月季花开得正好，那块木板早没了，再也没人能从那儿翻过去了。
他这一辈子，没当过大官，没拿过奖金，没人给他写传，也没人给他立个像。就是靠着一块烂木板，一股子劲，一次又一次把命从黑夜里拽出来。今天我们过着好日子，谁还记得这些事？
人啊，就是这样。书本里翻不到，可能就在哪个黑夜的拐角擦肩而过。叫什么名字不打紧，事儿过去了，人也走了。能记得那晚上的雨、那面墙、那条狗，还有那摊泥水，也就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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