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初春，广州珠岛宾馆的榕树下，62岁的梁湘正悄悄将一份《请求退休报告》往公文包里塞得更深。他盘算着，再熬几个月，45年的革命生涯便能体面收尾，回开平老家陪老伴种种菜、带带孙辈，享受天伦之乐。
然而，一场将改变深圳命运的谈话正悄然等待着他。后来让全国瞩目的“深圳速度”，正是从这场“不想接的差事”中孕育而生。
早在1980年冬天，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便敏锐地察觉到了深圳的问题。他带领调查组在深圳转了一圈，心情沉重。中央满心期待的经济特区，看起来却与“放大的宝安县城”无异。
领导班子各自为政，基建进度缓慢如蜗牛，外资企业观望不前，不敢轻易投资。
任仲夷深知，要想在深圳“杀出一条血路”，必须找到一位既懂城市建设又敢打破规矩的“开荒牛”。
经过反复琢磨，任仲夷与省长刘田夫、省委秘书长梁灵光一致盯上了梁湘。这位从延安走出的“老广州”，曾担任公用局长、计委主任，还主持过流花交易会、白云机场扩建等重大项目，既有经验又有冲劲，无疑是最佳人选。
1981年春节刚过，任仲夷便让秘书给梁湘打电话，说有要事相商。
梁湘接到电话后，心中便觉不妙，揣着好几套“婉拒词”前往省委。
结果一进门，任仲夷便笑着让他坐，说今天不谈正事，改天让刘田夫专门找他。转天，刘田夫将梁湘请到办公室，一开口便直奔主题：“省委想让你去深圳当书记兼市长，把特区搞起来。”
梁湘沉默良久，掏出那份退休报告说：“我都62了，身体精力都跟不上，让年轻人上吧。”
刘田夫劝了两个小时，梁湘仍摇头拒绝。最后，省长只能无奈地说：“我回去汇报，你再想想。”
没过几天，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梁灵光又找上门来。他俩是老伙计，谈话也直接。
梁灵光先讲大道理，说中央让广东先走一步，深圳是突破口；又说两人都是广东子弟，得为家乡出力；最后还拍胸脯保证：“到那边要人给人，要政策给政策。”
可梁湘仍未松口，反倒递过去一份《对深圳工作的几点思考》，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顾虑：“班子弱、家底薄、没把握。”
刘田夫和梁灵光都没能说动梁湘，任仲夷一看这情况，只能自己亲自上阵。
1981年3月初的一个傍晚，他将梁湘叫到省委办公楼，关上门便问：“今天咱们不谈组织安排，就说你到底怕什么？”
梁湘见任仲夷如此直爽，也不再藏着掖着，将心里的顾虑一股脑儿倒了出来。
他说自己62岁，身上还有战争年代的旧伤，血压心脏都不好，深圳的工作没日没夜，怕身体扛不住耽误事；又说深圳基础太差，“一穷二白”如何起飞；还担心没人手，广州干部不愿意去，给的名单里一半是科级、副科级，与港商打交道、搞基建这些新课题，没人能帮忙；最后怕体制束缚，干特区没规矩可依，土地能不能出租、税收能不能减免都得请示，干好了没人夸，干坏了还得被扣“搞资本主义”的帽子，怕连累省委。
讲完，梁湘还站起来说：“任书记，横竖我不松口，你总不能把我绑去吧。”
本以为任仲夷会批评他，没想到任仲夷端着茶杯绕办公室走了两圈，回头伸出四根手指说：“你的顾虑我都认，我给你四个承诺，全写进省委会议纪要。”
任仲夷承诺，年龄到点可以延长，身体出问题省委安排最好的医院；深圳穷，省里就给政策，土地出让金一分不留，税收头五年全返，基建缺钱省财政担保贷款；人事权下放，广州、佛山、江门的干部随便挑，组织部长协助，三天内办调令；特区特事特办，允许先行后报，犯错省里担责，成绩算梁湘的，问题算他的。
任仲夷这招实在，不画大饼，全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换谁听了都得动心。
任仲夷还趁热打铁，拉开窗帘指着远处的灯火说：“你看广州，30年前不也是废墟？共产党人就是干前人没干过的事，你不上，让谁上？”
凌晨两点，梁湘终于松口了，但提了三个条件：从广州带20名骨干、深圳前三年财政税收全留、基建项目招标权下放。
任仲夷当场就笑了，说：“成交。”
1981年3月20日，广东省委正式任命梁湘为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一个月后，他就领着20名“广州仔”跨过布吉关，在宝安县委旧楼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开始了深圳的“开荒”日子。
刚到深圳时，梁湘面对的还是“苍蝇蚊子沙井蚝”的荒凉景象，但他没再想过退缩，反而将之前的“四个顾虑”变成了“四条对策”。
他怕年龄大扛不住，就干脆每天工作16小时，用“拼命三郎”的劲头带动全市干部。
现在年轻人每天工作8小时都喊累，梁湘62岁还能坚持16小时，这份劲头真不是一般人有的。
他怕深圳底子薄，就敢在全国率先搞公开招标，引入一冶、中建三局等外地施工队，只用半年就推平了罗湖山，基建进度大幅提升。
之前担心缺干部，他就亲自跑到广州的高校、机关“招兵买马”，三年时间调入了1.2万名专业人才，为深圳攒下了第一批“人才家底”。
最关键的是他怕体制风险，却没因此不敢动，反而主持制订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开创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先例。
1987年12月，深圳还完成了中国第一宗土地公开拍卖，H409—4地块以525万元成交，三块地一共筹到2300多万，为特区攒下了第一桶金。
在梁湘和大家的拼命干下，深圳的变化越来越大。
1984年1月，邓小平南巡时登上罗湖国际商业大厦，看着初具规模的罗湖新城区，连声说：“这就是深圳速度。”
当时站在人群后面的梁湘，眼眶都湿了。
他肯定想起了三年前那个漫长的夜晚，想起了任仲夷的四个承诺，也想起了自己当初放下退休念头、选择扛下重担的决定。
深圳能有后来的发展，能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离不开梁湘这种“把个人退路抛在脑后、把国家使命扛在肩上”的人。
而“深圳速度”也不只是盖楼快，更是那种敢闯敢试、不怕困难的劲头。这种劲头，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很多地方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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