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的张伯紧攥体检报告，手心直冒冷汗——肿瘤标志物CA724超标40倍！他连夜做了胃肠镜、CT、PET-CT，甚至停掉了儿子买的灵芝孢子粉。奇怪的是，一段时间后指标竟逐渐恢复正常。这场虚惊揭开了一个被忽视的真相：肿瘤标志物筛查可能会误导所有人，无论是健康人还是癌症患者。
2024年，国家卫健委在《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方案》等文件中明确指出：不推荐包括肿瘤标志物、胸部X线检查、MRI检查、PET-CT检查用于肺癌筛查，低剂量螺旋CT是正解。
在结直肠癌的筛查建议中，也未见相关推荐。这张在被疯传的《肿瘤标志物体内分布图》有可能不是在宣传科学，而是在误导大众！除了AFP和PSA等个别肿瘤标志物具有相对好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意外，大多数肿瘤标志物都有着致命的缺陷：指标异常不能确证肿瘤，指标正常不能排除肿瘤。因此，我要你这指标有何用？
深究下来，为什么不推荐肿瘤标志物用于肿瘤筛查？原因有三。
① 灵敏度和特异性双低
理想中的肿瘤标志物，应该在患癌时升高、没癌时正常。但现实却充满误诊和漏诊陷阱。炎症、妊娠、药物，甚至像张伯吃的灵芝孢子粉等补品，都可能导致指标异常。更可怕的是假阴性——早期癌症患者中，70%的肺癌标志物CEA可能显示正常，30%的肝癌标志物AFP也可能不高。
② 临床价值错位
肿瘤标志物真正的用途不在筛查，而在于治疗过程中的疗效评估和复发监测。如化疗后CEA持续下降，提示治疗有效；术后AFP再度升高，可能预示肝癌复发。但若用作筛查，它甚至连“及格线”都达不到。
③ 资源浪费，性价比低
做一次肿瘤标志物检测动辄几百元，而用低剂量CT或结肠镜筛查，成本效益比高得多，还能直接发现病灶。卫健委曾算过一笔账：用肿瘤标志物筛查1000人，可能发现2例癌症，但需进一步检查80人；用低剂量CT筛查，可发现5例癌症，仅需进一步检查30人。
✅ 肺癌：低剂量CT是“金标准”。推荐40岁以上、吸烟≥20年包、有肺癌家族史的人群定期检查。可发现直径＜5mm的结节，早期肺癌5年生存率超90%。
✅ 结直肠癌：结肠镜 + 粪便检测。建议45岁以上人群每5-10年做1次结肠镜；或每年做1次粪便免疫化学检测（FIT），阳性者再行肠镜。
✅ 肝癌：甲胎蛋白（AFP）+ 肝脏B超。推荐35岁以上乙肝/丙肝患者、肝硬化者定期筛查。若发现≥1cm的结节，需进一步做增强CT确诊。
✅ 乳腺癌/宫颈癌：影像+细胞学联合筛查。乳腺40岁起每1-2年做1次乳腺钼靶+超声；宫颈，21岁起每3年1次宫颈细胞学检查，或每5年做1次HPV联合检测。
多年前，在某次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在其特邀报告环节连续抛出三个问题，开启了题为《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的报告。
据百度资料，韩启德，1945年7月生，浙江慈溪人，九三学社成员、中共党员，1968年12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医学硕士学位，教授，中科院院士，他的诸多演讲都是“颠覆性”的，发人深思。（以下内容来源：心性講堂、中国青年报，供各位参考）
“高血压是疾病吗?”
“高血压需要治疗吗?”
“如果你得了高血压，你治疗吗?”
高血压是疾病吗？在提出第一个问题后，韩启德自答道“不是，高血压只是危险因素。”他援引《辞海》里的说法，疾病是指人体在一定条件下，由致病因素所引起的有一定表现的病理过程。疾病必须要有劳动能力受到限制或者丧失，并且出现一系列临床症状，而大多数高血压病人没有这些情况。因此，高血压不是疾病，是危险因素。
既然不是疾病，需要治疗吗?
韩启德曾面向500多位博士生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有1/3的人没有举手，没举手的认为，既然不是疾病，我为什么要治疗呢；那些举手的人则提出，大家都知道高血压要治疗，而且是危险因素。接着，韩启德告诉这500多人一个研究结果：对高血压病人的降压治疗可以降低25%～30%的心脑血管事件危险，这个作用很显著。
高血压需要治疗吗?
这一次，大多数人都举了手，是需要治疗的。如果你得了高血压，你治疗吗？很自然的，大家都举起了手。这时，韩启德又给出一个出人意料的数据：我国40岁以上高血压人群，10年心血管事件（心肌梗塞和脑卒中）发生率最高统计为15%左右。降低30%发生率，即降为10.5%，也就是100个40岁以上高血压者服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只有4～5个人受益，还有可能存在药物副作用，加上服药的经济负担。
现在再问：你愿意终身服药吗?
全场静默了。医疗并非如想象中的那么全能，一定要摆正定位。韩启德说：“医疗对人的健康只起8%的作用，更多的是由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经费保障来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好、更全面的看法。小概率药物干预效果绝对是很小的，但是要落实到个人的话，谁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在1%的人里面，还是在99%里面的人。”
韩启德接着以高血压、糖尿病前期、骨质疏松举例说，当前针对危险因素进行干预的实际结果是，极少有个人因采取措施而受益，绝大部分干预没有任何效果，其中有些人的健康反而因此受到损伤。让韩启德担忧的是，这是公众所不了解的，尤其这种情况在疾病筛查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
他以美国一项研究为例，这项研究涉及7.6万例病人。55岁～74岁的男性，筛查组一半人每年测一次PSA（前列腺癌肿瘤标志物），对照组一半人不做检查，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发现，筛查组前列腺癌每1万人中有108人，对照组只有97人，前者增加了12%，也就是说PSA筛查以后发现的病人增加了。但是，在13年以后的结果是，这两组检查和不检查，死于前列腺癌的人没有任何差别。
回归到一个普通民众更能理解的问题：我们做常规体检还有意义吗?
有研究表明，除去老年人，做不做健康体检，对死亡率并没有影响。“但现实是，几乎所有的民众，不管检查结果如何都会鼓励进一步检查，再加上现在的医患关系，更要查了。”
怎么办？这位国际知名病理生理学家并未给出具体的建议，但他给出了一个原则——针对低概率事件要作出合理决策，从而降低危险因素，提高筛查干预措施的效率。此外，还要解决观念问题，医疗费用解决基本医疗问题时疗效非常好。如果用在临床晚期病人身上，花很多钱但疗效很差。同样的钱如果用在基本的医疗上，获益的人数就会非常多。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钱用到最合理的地方去。
我们现在的医疗出了问题，不是因为它的衰落，而是因为它的昌盛，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而是因为它不知何时为止。“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宗教衰弱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作魔法。” 韩启德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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