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褚时健，许多人首先联想到的是他晚年转型种植的“励志橙”生意。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这位从云南农村走出的企业家，曾以一己之力将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打造为亚洲顶尖烟厂，却因贪污罪身陷囹圄。这场震动中国烟草界的案件，究竟因何而起？
1928年生于云南华宁县的褚时健，16岁因家境贫困辍学务农。1949年后投身地方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玉溪地区人事科长等职。1979年，51岁的他临危受命接管负债累累、设备陈旧的玉溪卷烟厂，开启了一场颠覆行业的改革。
通过引进优质烟叶品种、建立标准化收购体系、更新德国进口生产线、推行绩效工资制度等举措，玉溪卷烟厂产量从1983年的10万箱跃升至1989年的百万箱。1988年推出的“红塔山”品牌，凭借先进过滤嘴技术和稳定品质，迅速占据高端市场，1994年品牌价值达332亿元，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五。
烟草专卖制度形成的巨大价差，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国家调拨价与市场零售价存在数倍差距，一箱红塔山香烟调拨价仅数百元，市场售价却达数千元。掌握批条权的褚时健，逐渐陷入权钱交易的漩涡。
1995年2月，中央纪委收到匿名举报信，揭露洛阳烟贩林政志通过贿赂褚时健亲属获取低价香烟指标，转手倒卖获利800余万元。调查发现，林政志向褚时健妻妹马静芳、小舅子马建华行贿80万元。3月24日，河南警方抓捕二人，并顺藤摸瓜牵出褚时健女儿褚映群、妻子马静芬。
调查进一步揭露，1993-1994年期间，玉溪卷烟厂下属香港华玉公司存有2857万美元卷烟销售收入及新加坡加工利润。褚时健指使财务负责人罗以军将资金截留账外，形成“小金库”。1995年6月，褚时健与罗以军、乔发科密谋分赃，其中褚时健分得174万美元，罗、乔各得68万美元。
7月15日，罗以军持褚时健授权书前往深圳，指令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将355万美元转入新加坡商人账户。11月，又以支付设备款名义转移1156万美元。两次转账总额超1500万美元，案发后资金被全额追回。
除贪污公款外，褚时健还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1995-1998年间，警方在其住所查获货币、黄金、房产等财物，折合人民币521万元及港币62万元，其中403万元人民币、62万港币无法说明合法来源。而褚时健18年间的合法收入仅118万元，与总财产1100余万元形成巨大差额。
调查还发现，1991-1995年期间，褚时健通过批售香烟为林政志、赖喜荣等人谋取利益，其亲属收受贿赂140余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港币及贵重物品。
1996年12月28日，褚时健在云南河口边境被截获，随后被监视居住、逮捕。1998年8月，云南省检察院以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提起公诉。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
同案犯罗以军被判14年有期徒刑，没收财产13万元；乔发科被判5年有期徒刑，没收财产5万元。法院认定贪污行为已构成既遂，尽管资金尚未实际分配，但公款已脱离国家控制。
褚时健案引发社会深刻反思：其执掌期间为玉溪卷烟厂创造利税991亿元，而个人18年工资奖金仅60余万元，年均不足4万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继任者年薪达100万元。这种贡献与回报的严重失衡，暴露出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缺陷。
案件更揭示出烟草专卖制度下的监管漏洞。巨大的价差空间、集中的批条权力、薄弱的监督机制，共同构成了腐败滋生的土壤。褚时健并非个例，当时烟草行业批权乱象频发，迫使国家加快改革步伐，推行高管持股制度、严格批条管理、调整价差体系。
2001年，褚时健获减刑17年。2002年因糖尿病严重保外就医，返回玉溪后承包2400亩荒地种植橙子，创立新平金泰果品公司。其推出的“云冠橙”（后改名“褚橙”）2011年利润超3000万元，资产达8000万元，2012年成功打入北京市场。
2018年，90岁的褚时健出任云南褚氏果业董事长。2019年3月5日，这位传奇企业家在玉溪医院逝世，享年91岁。其追悼会于3月6日至8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于9日完成。
褚时健案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改革开放初期国企改革的阵痛与制度缺陷。从创造千亿利税的功臣到阶下囚，其人生轨迹警示：无论贡献多大，权力与金钱的边界不容逾越。案件推动下的国企薪酬改革、批权监管强化，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这位农民出身的企业家，用一生诠释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宿命。他的故事提醒后人：在制度不完善时，个人道德约束与权力监督机制同样重要，否则再辉煌的成就也可能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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