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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电视剧《繁花》编剧署名权争议成为舆论焦点。编剧“古二”（本名程某某）公开声称自己深度参与《繁花》编剧工作，但最终未获署名权与稿酬，并曝光多段录音作为证据。尽管剧组回应称其仅为前期资料收集人员，且已按职责给予“前期责任编辑”署名，但事件仍暴露出编剧行业长期存在的规范化问题。年轻编剧生存状态如何？行业应如何通过立法保障权益？这些问题引发广泛讨论。
手工作坊模式与工业化需求冲突
针对争议，《繁花》剧组曾发布声明，称程某某为前期资料收集小组成员，在开机三个月后自行离组，后续未再参与创作。剧方强调，已按其实际职责在片尾标注“前期责任编辑”，不存在编剧署名问题。然而，这一回应未能平息争议。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影视剧署名体系混乱，总编剧、责任编剧、联合编剧、助理编剧等头衔层出不穷，部分作品甚至出现十余人署名编剧的现象，反映出行业“手工作坊式”创作模式与工业化需求之间的深刻矛盾。
《繁花》
编剧周行（化名）回忆，二十余年前刚入行时，曾主写一部二十集电视剧并在央视播出，但最终导演将自己的名字挂入编剧栏。更极端的案例是，某知名制片人曾在一部作品中同时担任出品人、总制片人、总发行人、总编剧、总导演五个职位，被业内戏称“一人包揽整部剧”。这些现象折射出编剧行业署名标准的模糊性。资深编剧王策指出，美国好莱坞对编剧署名有严格规定：片头署名编剧仅限三位，且需明确内容贡献比例；超过三位则以“剧本医生”形式聘用并支付高额稿酬；助理编剧若认为贡献被低估，可通过编剧工会申诉。相比之下，国内行业缺乏统一标准，导致纠纷频发。
年轻编剧：署名难、机会少、生存难
王策自2005年进入编剧行业以来，目睹了年轻编剧署名难的普遍现象。“新人常遭冷眼，二十年后情况反而恶化。”他分析，这与制片方“免费试稿”模式密切相关。当前，大量年轻编剧为争取机会，自愿参与试稿，但多数项目在初稿阶段即终止，导致编剧劳动价值被低估。周行进一步指出，随着电视台式微，视频平台成为主要购买方，但平台更看重数据而非新人潜力。青年编剧若无署名作品，难以获得平台关注，形成“无署名作品则无机会，无机会则无署名作品”的恶性循环。
《繁花》
周行透露，曾有学弟毕业后赴京跟随大编剧学习，结果一年下来不仅未获报酬，反而倒贴五千元。他悲观认为，国内影视行业距离“编剧中心制”仍遥远。在好莱坞和韩国，编剧对选角、台词修改等拥有较大话语权，而国内编剧常处于弱势地位。王策建议，科班毕业生可先担任助理编剧积累经验，非科班者则可通过写小说提升故事能力，再转型编剧。“否则，不建议轻易入行。”
立法呼吁：三方面规范行业
如何破解编剧维权困境？王策呼吁主管部门尽快立法，重点规范三方面：一是明确试稿费用及作品归属权，禁止免费试稿；二是严禁大编剧使用“枪手”代笔，保障原创署名权；三是统一内容贡献比例、署名标准及稿酬，严格审查尾款支付。他强调，法律应明确编剧署名权取决于创作贡献程度，而非简单参与。福建格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曾明泉指出，根据《著作权法》，编剧署名权需以“独创性创作”为前提，具体包括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等核心要素。创作过程文件、文稿等可作为举证依据。
《繁花》
近年来，多部热播剧陷入编剧署名风波。2020年，《隐秘的角落》编剧王雨铭、杨涵发现前三集大量使用其原创内容，但仅获“特别鸣谢”。历经四年诉讼，法院判定两人应作为前三集编剧署名。然而，片方仅在片尾标注“本集编剧”，拒绝片头署名，引发争议。同样，《白夜追凶》编剧陈琼琼称剧本为共同创作，但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其诉求。曾明泉提醒，编剧应重视前期合同签署，明确工作内容、成果归属及署名方式，并留存创作过程记录，以保障权益。
《繁花》
业内普遍认为，编剧行业规范化需法律、协会、鉴定机构多方协作。曾明泉建议，可依托专业协会制定细化标准，或推动鉴定机构开展创作贡献率评估，为司法裁判提供依据。《繁花》事件或成为行业变革的契机，推动编剧权益保护迈向制度化轨道。
原标题：《《繁花》署名波澜四起，年轻编剧生存状态如何？》
栏目主编：施晨露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钟菡 张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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