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Victoria Loy
译者：Issac
校对：易二三
来源：《Senses of Cinema》
（2005年4月）
在路易斯·布努埃尔的电影创作谱系中，《女仆日记》（1964）被本刊撰稿人索尔·奥斯特里茨归类为导演「优雅、善讽的欧洲大陆圣人」阶段的代表作。这一时期的作品还包括《泯灭天使》（1962）、《白日美人》（1967）和《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1972），共同构建起布努埃尔独特的讽刺宇宙。
相较于布努埃尔其他超现实主义作品，《女仆日记》采用近乎纯粹的叙事结构，但内核仍充斥着超现实主义的矛盾冲突。影片通过女仆塞莱斯汀的视角，将神职人员、资产阶级的伪善与法西斯主义的萌芽编织成一张讽刺之网。导演虽声称未受让·雷诺阿1946年改编版影响，但两者在政治批判层面的共鸣显而易见——尤其是对权力结构的解构方式。
影片形式看似传统，实则暗藏玄机。布努埃尔刻意弱化超现实主义的视觉冲击，转而通过场景调度传递讽刺。例如蒙蒂尔庄园的布景：半身像、镜子、花瓶等物品的杂乱摆放，既彰显资产阶级的虚荣，又暗示其精神世界的空洞。当蒙蒂尔夫人向塞莱斯汀展示这些「珍贵物品」时，等级制度的压迫感扑面而来。
布努埃尔的讽刺艺术在神父与蒙蒂尔夫人的对话场景中达到高潮。当神父试图为夫人提供精神慰藉时，塞莱斯汀的突然闯入打断了两人的「亲密时刻」。这种打断不仅是叙事节奏的调整，更是对宗教权威与资产阶级虚伪的双重解构。影片虽未像《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那样直接展现吃饭场景被性与死亡打断，但通过塞莱斯汀的视角，观众仍能感受到超现实主义的无处不在。
摄影风格上，黑白影像与法式宽银幕镜头的运用，为影片增添了冷峻的诗意。蒙蒂尔庄园的秋日乡村景象，在黑白摄影下显得愈发凄凉。而长景深镜头则将庄园的奢华与人物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强化了阶级批判的力度。
女仆塞莱斯汀是布努埃尔塑造的最复杂角色之一。她既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也非彻底的反派，而是一个被无意识驱动的非理性存在。影片省略了小说中「塞莱斯汀放弃爱情追求物质」的台词，使其与上尉的结合显得突兀而荒诞。这种处理方式，恰恰体现了布努埃尔对超现实主义精神的坚持——非理性比理性更忠实于人性本质。
塞莱斯汀的黑白制服与白色斗篷，不仅是身份象征，更是阶级与权力的隐喻。当她穿着制服调查约瑟夫时，瞬间从仆人变为「复仇者」；而约瑟夫对制服的服从与指挥欲，则暴露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这种角色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塞莱斯汀的每一次选择都充满矛盾，既蔑视资产阶级，又渴望其物质享受；既拒绝约瑟夫的暴力，又利用其权力地位。
影片中反复出现的黑色皮靴，是布努埃尔最尖锐的政治隐喻。在塞莱斯汀身上，皮靴是制服的一部分，象征阶级身份；在法西斯分子手中，则成为暴力的符号。导演通过镜头语言，将皮靴与不同场景并置：好色的老人与少女、示威的法西斯分子、独裁者的游行……这种安排不仅创造了超现实的讽刺效果，更暗示了法西斯主义与性压抑、权力欲望的隐秘联系。
约瑟夫对皮靴的痴迷，暴露了其法西斯倾向的根源——对秩序与暴力的崇拜。而塞莱斯汀对皮靴的利用，则是对这种崇拜的解构。当她穿着白色斗篷调查时，皮靴成为她伪装与反抗的工具；而当她最终选择上尉时，皮靴又成为她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这种符号的灵活运用，展现了布努埃尔对政治隐喻的深刻掌控。
影片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在瑟堡示威场景中达到顶峰。约瑟夫高喊「基亚佩万岁」的台词，既是对布努埃尔自身经历的调侃——他的1930年电影《黄金时代》曾被警察长官基亚佩禁映，也是对法西斯主义荒诞性的揭露。这种幽默处理方式，使政治批判不再沉重，而是以一种近乎戏谑的方式，让观众在笑声中反思。
约瑟夫与教堂司事助手的配对，则暗指法国神职人员对法西斯政党的支持。布努埃尔通过这种细节设计，将宗教、阶级与政治批判融为一体，展现了其作为讽刺大师的功力。影片结尾，塞莱斯汀的选择虽充满争议，但正是这种争议性，使《女仆日记》超越了简单的阶级批判，成为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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