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号一大早，台北马场町那地方又湿又闷，乌鸦叫得人心烦，吴石两手被绑在后面，一步一晃地往那个土坡上走，他左眼早就看不见了，右眼却还跟刀子一样，扫过那些准备行刑的人，嘴角竟然还动了一下，像是在笑。谁也不知道，这个国民党的参谋次长，心里头还藏着最后一个秘密，一个连保密局都没咂摸出味儿来的谎话。
就在前不久，保密局的人冲进他家，从书房的暗格里翻出来几张军用地图，还有一张写着“威凤”两个字的纸条，头子毛人凤亲自来问，逼他交代中共交通员朱谌之的去向，吴石就淡淡说了一句，她去舟山了，我找人送的，老朋友而已，没别的，这句话半真半假，就像一把钝刀子，硬是把特务的注意力给拖住了，给舟山那边还没走的人，争取了整整四十八个小时。
其实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朱谌之早出事了，舟山监狱的电报送到他办公室，他看一眼就借故烧了，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后院烧文件，火光照着他那张没什么血色的脸，好像在黑夜里划开一道口子，他夫人王碧奎隔着窗户问，真要走到这一步，他头都没回，低声说，有些事，总得有人先把这火点着，才能照见后面的路。
人被抓了以后，关在保密局台北站的“东厂”，那地方本来是堆军毯的仓库，特务拿竹签子往他指甲里弄，用皮鞋踩他膝盖，让他画出个联络图来，他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我只认朱谌之，其余不知，这套话就像一堵矮墙，挡不住子弹，却能把追的人引到岔路上去，特务们也是半信半疑，又不敢真对他下死手，他毕竟是陈诚的同学，周至柔的座上宾，就因为这份顾忌，吴石才挤出了宝贵的时间，把真正要命的东西，台湾西海岸的防御工事图，高雄港的雷区坐标，空军新竹基地的跑道延长计划，顺着暗线送到了香港，再转去北京，那些纸条薄得跟蝉的翅膀一样，分量却能改变一场登陆战的走向。
六月八号，军法官把判决书递到他跟前，死刑，立即执行，他在“被告陈述”那栏里写下最后一行字，所供属实，并无同谋，写完，他抬头跟书记官轻轻补了一句，我夫人就是个家庭妇女，她什么都不知道，请给她留条生路，这句话就像一粒种子，悄悄地就埋进了那个书记官的心里，没过两天，王碧奎果然被改判了十五年，在台北南门看守所熬着，一直到一九五九年特赦才出来。
行刑前一晚，让他写遗书，他提笔蘸了墨水，却先画了一个小小的“W”字母，然后才写，余一生戎马，今以匪谍之名赴死，可谓滑稽，然天日昭昭，终有还我清白之一日，写完，他把那张薄纸叠成四折，塞进衬衣贴身的口袋里，狱卒搜身的时候，就当是封普通的家信，没仔细看，哪里晓得，那个“W”是他跟交通员约好的暗号，意思是文件已经全部送出，不要再联系，到这个时候，保密局还以为中共在台湾的“密使一号”是朱谌之，吴石不过是被拖下水的“情感共犯”，他们压根没意识到，真正的情报链条，早就在吴石这句谎话的掩护下，悄悄断尾求生了。
枪响之前，他忽然说想抽支烟，特务给了他一根“红双喜”，替他点火的时候，手抖得厉害，吴石深吸一口，仰头吐出一道笔直的烟，像是在给谁发信号，然后，他把烟头扔进泥里，用鞋底踩灭，轻轻说了句，可以了，枪一响，他往前扑倒，右手却死死压在胸口，好像要护着那封只有一个字母的遗书，保密局的人后来翻他的尸身，只找出几块碎银子和一张被血浸透的纸，纸上的墨迹都糊了，那个“W”再也没人能看懂了。
一个月后，还是在马场町，又是一排枪声，这次倒下的是聂曦，陈宝仓，朱谌之，保密局在卷宗里写下结论，吴石系朱谌之单线联络人，并无其他下属，他们没想到，正是这句盖棺定论，让几百个潜伏在台南，嘉义，基隆的地下交通员，在后来的“五零大肃清”里躲过了一劫，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后来有的进了山里，有的漂洋过海回了大陆，把吴石用谎话换来的情报，一点点拼进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室，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炮战”打响，金门的炮位坐标和台海的潮汐表，正是出自吴石小组最后传出的那批胶卷。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在一份内部简报上批示，吴石同志系我党隐蔽战线杰出代表，其功绩应予肯定，短短一行字，就像给那枚血渍里的“W”补上了最后一笔，又过了十六年，北京西山脚下建起一座无名英雄纪念碑，碑座背面刻着四个烈士的化名，其中一个就是“吴次长”，去的人不多，偶尔有风吹过，松柏沙沙地响，像有人在耳边轻声说，有些谎言，比真相更有力量，有些沉默，比呐喊传得更远。
今天，我们翻开那些发黄的保密局档案，还能在“吴石案”的卷宗里看到那句“所供属实，并无同谋”，墨迹已经变成了淡褐色，却像一把藏在鞘里的匕首，冷冷地闪着光，它提醒后来的人，真正的忠诚，有时候不是高喊口号，而是把最锋利的秘密，悄悄吞进自己肚子里，再带着它一起赴死，吴石用最后一个谎言，骗过了整个保密局，也守住了更多人的生命，枪声远去，谎言成了诗，历史终于还他一个清白的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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