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的福建漳州海边，天还没亮透，海面上飘着一层薄薄的雾。一艘不起眼的小渔船趁着涨潮悄悄驶出港口，船头站着个穿着便服的男人，双手紧紧攥着船桨，眼神里又慌又急。
这人就是福州军区高炮第63师副师长张清荣。谁也想不到，这个刚满38岁、手握军权的开国中校，会坐着这么一艘小破船，奔向对岸的金门岛，也奔向了自己注定毁灭的结局。
张清荣老家在河北保定的一个小村子，爹妈都是种地的，日子过得紧巴巴。可他跟村里其他孩子不一样，不爱下地干活，就喜欢往学堂跑。那时候学堂里就一个老先生，教十几个娃认字读书，张清荣脑子灵光，作诗写文章比同龄人强不少，老先生一开始还挺喜欢他。
不过这喜欢没持续多久，老先生就发现这孩子“有点门道”。每天早上，张清荣总是第一个到学堂，还提前沏好一杯热茶放在先生桌上。
起初先生以为是这孩子懂礼貌，直到有次下雨，先生走在来学堂的小路上，远远看见张清荣蹲在路边的草垛里躲雨，见他过来，立马窜出去往学堂跑。原来这娃每天都在路口等着，看见先生来了再赶回去沏茶，故意装成“早到又懂事”的样子。
除了读书，张清荣还爱舞枪弄棒。村里有个老猎户，会点拳脚功夫，他就天天去帮猎户挑水劈柴，换人家教他两招。没几年，他身手确实比一般娃利索，村里有人说：“这小子文武都沾点，将来说不定能混出个样来。”
可没人想到，他这份“机灵”里，藏的全是投机取巧的心思，这也为他后来的选择埋下了祸根。
1938年，日军打到了保定，村子里鸡飞狗跳，不少人逃难去了。张清荣看着日军烧杀抢掠，心里没多少家国仇恨，更多的是觉得“这是个机会”：乱世里当兵，说不定能混个官当当。
那时候国民党的部队离得远，只有八路军在附近招兵，喊着“抗日救国”的口号，张清荣没办法，只能报了名。
刚进部队的时候，张清荣只是个普通小兵，但他“会来事”的本事很快就用上了。每次训练，他都抢着干脏活累活，见了长官就笑脸相迎，还总找机会跟连长、营长汇报“思想”，说自己多想抗日、多想立功。
真到了战场上，他也敢冲，不过跟其他拼命的士兵不一样，他冲的时候会瞅着机会，既能让长官看见，又不会真把自己置于死地。
抗战那几年，张清荣从士兵升到了副营长，抗战结束后又跟着部队打解放战争，凭着几次冲锋在前的“表现”，再加上会跟上级处关系，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已经是营长了。
这时候的张清荣，心里早就不满足于一个营长的位置，他总觉得自己功劳大，该当更大的官。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部队要选一批有经验的军官去朝鲜。
张清荣一听，立马主动报名，他知道这是个“镀金”的好机会，在跟美军的战斗中立功，回来肯定能升官。果不其然，他被任命为炮兵团团长，带着部队去了朝鲜。
朝鲜的冬天冷得能冻掉耳朵，炮管早上都得用开水浇才能打响。
张清荣倒也没偷懒，每天跟着士兵一起在阵地上待着，还琢磨出了一套“躲空袭、快打击”的办法，美军飞机多，他就让部队把炮位藏在山洞里，等美军地面部队靠近了，再快速把炮拉出来开火，打完就撤。靠着这招，他的炮兵团还真帮步兵打了几次胜仗。
1954年，张清荣跟着部队凯旋回国，立马受到了嘉奖。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36岁的他被授予中校军衔，还被提拔为炮兵师副师长，后来又调到福州军区高炮第63师当副师长。
那时候跟他一起参军的人，不少还只是少校，有的甚至还是连长，张清荣的前途，在所有人眼里都是一片光明。
可和平年代的日子，却让张清荣越来越不满足。
新中国刚成立没几年，打了十几年仗的国家底子薄，老百姓还在为吃饱饭发愁，部队干部的待遇虽说比普通人强点，但也实在谈不上宽裕。
张清荣住的是部队分的两居室，刚刚够一家三口挤着住，桌椅是从前线带回来的旧物，柜门关不严实，还是战友帮忙钉了块铁皮才凑合用。
每个月的工资除了买粮、给孩子交学费，剩下的也就够买几包烟，妻子心疼他，用旧军装改了件外套给他，他却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皱着眉跟身边人嘀咕：
“你看这料子，穿出去人家都不信我是个副师长。”
其实那时候部队里的干部都这样，不管是抗战过来的老资格，还是解放战争提拔的年轻干部，大家都习惯了节俭，衣服破了补补再穿，吃饭都按定量来，没人觉得委屈。
可张清荣不这么想，他总跟自己较劲：当年在朝鲜顶着零下几十度的寒天，带着炮兵团躲空袭、打支援，好几次差点被美军的炸弹炸着，现在倒好，跟那些没上过前线的干部住一样的房、拿差不多的工资，心里越想越觉得亏得慌。
后来他的心思渐渐不在工作上了：开会常踩着点到，有时候干脆找借口缺席；领导让他整理闽南沿海高炮阵地的部署资料，他拖了半个月才交，里面还漏了好几个关键的火力点数据；跟其他干部一起吃饭，喝了两杯酒就忍不住抱怨：
“咱们在朝鲜跟美军拼命的时候，国民党那些当官的在台湾住洋楼、开汽车，凭啥咱们就得过紧日子？”
政委知道后，专门找他谈了几次。在办公室，政委拿出自己的工资条说：“我比你多干5年，工资也就比你多10块，现在国家刚缓过来，老百姓还在啃窝头呢，咱们干部得带头做榜样。”
张清荣点头说 “知道了”，转头就跟老战友吐槽：“这不是让咱们白受罪吗？”次数多了，同事们也渐渐跟他疏远了，没人再跟他聊工作、谈家常。
福州离台湾近，那时候蒋介石那边天天通过广播往大陆“喊话”。张清荣一开始是偶然听到的，后来觉得新鲜，就托人从黑市买了个巴掌大的半导体收音机。
那时候私下听台湾广播是违规的，他每天晚上等家人睡了，就躲在厨房关上门听。里面的播音员总说台湾“经济好得很，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还特意提“大陆过来的军官，最低给上校军衔，500两黄金直接发，还分带院子的洋楼”。
这些话像根绳子似的拽着他的心。他开始琢磨：自己在大陆当个副师长，这辈子顶多升个师长，去了台湾就能当上校、拿黄金，还有洋楼住，这不比在这受“委屈”强？
越想越心动，他想起以前在漳州认识的一个侨社杂工，那人老家在台湾，据说能跟那边的人搭上话。张清荣找机会偷偷见了面，塞了点钱让对方帮忙传消息，说自己想“过去”。
那之后，他常借着检查海防的名义去海边看潮汛，记着哪片海域的水流缓、哪个时间点涨潮适合行船，心里早就没了当年抗日、抗美援朝时的热血劲，满脑子都是台湾的黄金、洋楼，一条岔路，就这么在他心里越走越宽。
1957年12月，张清荣觉得自己等的“机会”终于到了。
他提前跟部队打报告，说要去漳州沿海检查高炮阵地的防御漏洞，随身带了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对外说装的是阵地图纸，其实里面就两样东西：几页偷偷抄的沿海防空部署图，都是部队里公开的资料，算不上真机密，还有几件换洗衣物。
17号那天天刚亮，海面上飘着层薄雾，张清荣跟警卫员说自己“去海边查阵地”，转身就绕开巡逻岗，偷偷摸上了一艘小渔船。这船是他早就通过侨社老乡联系好的，船夫早就等着了。
等解放军的巡逻艇发现这艘形迹可疑的渔船时，船已经开出老远，眼看就要到金门岛，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岸边早就停着汽艇接应。就这样，张清荣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叛逃到台湾的解放军高级军官。
到台湾的那天，国民党特意拉了一群记者过来。张清荣穿着新做的中山装，手里捧着记者递的鲜花，对着镜头咧嘴笑，说：“终于回到自由世界了”，心里满是对“好日子”的盼头。
没几天，蒋介石就在台北官邸见了他，桌子上摆着一锭锭黄金，足足有五百两，旁边还站着个穿旗袍的年轻女人，说是姓王。
“张先生弃暗投明，是识时务的英雄啊。”蒋介石拍着他的肩膀，当场就封他做“空军高炮司令部上校”，还说“这位王小姐以后就负责照顾你的生活”。
张清荣美得合不拢嘴，当场就说要改名叫“张春生”，意思是在台湾“重新活一次”。他哪儿知道，那五百两黄金是国民党的“宣传费”，就是要拿他当例子，吸引更多大陆军官过来。
那个“王小姐”，其实是台湾情报局的人，白天陪他吃饭逛街，晚上就把他说的每句话都记下来，报给上级。
接下来的几个月，张清荣成了台湾的“名人”。报纸上天天登他的照片，电台里循环放他的“反共演讲”，他去部队、学校做报告，编瞎话抹黑解放军。说得多了，他自己都快信了。
有时候演讲完，有人凑过来笑着说“张上校真是好福气”，话里的嘲讽劲儿，他愣是没听出来，还点头道谢，觉得人家是真羡慕他。
可这样的风光并没持续多久，张清荣就觉得不对劲了。
虽说挂着”上校“的头衔，可他连真正的军事指挥权都挨不着边；让他去参加战略会议，他总被安排在最后一排，关键内容大家都用闽南语说，他一句也听不懂；有次金门搞军演，他主动申请去现场看看，还被工作人员以“安全原因”拦在营区外。
这时候他才琢磨过来：自己哪儿是什么“英雄”，分明就是个供人观赏的“演员”。
1958年，广州公安抓了个台湾特务，这人没骨气，一被审就求饶，说愿意做任何事换条命。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听说后，心里有了主意，让这特务给台湾发封假电报，就说“张清荣是大陆派过去的卧底，已经拿到台湾的防空情报，准备找机会起义”。
那阵子解放军正对着金门密集炮击，国民党部队伤亡不小，蒋介石本来就一肚子火，看到电报更是火上浇油。
偏偏这时候，张清荣还写了篇《和平之路》的文章，说想让国共合作建设中国，这话传到台湾当局耳朵里，更坐实了他“不对劲”的猜测。
台湾“参谋总长”王叔铭在日记里骂他“意见多，跟有病似的”，宪兵司令部审了一圈，虽说没查出他是卧底的实据，可觉得他“没利用价值了”，王叔铭直接建议枪决。
1958年底，距离张清荣叛逃台湾还不到一年，他就被秘密拉到刑场枪毙了。那个当初捧着鲜花、盼着“荣华富贵”的将军，最后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如今再看他的故事，真是让人有些“哭笑不得”，原本能留在大陆安安分分做将军，却怎么都不满意，还为了那些虚无缥缈的“享受”背叛组织，最终落得这样一个凄惨的结局，也算是恶有恶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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