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07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男性使者小野妹子跨海抵达大隋王朝。这位使者肩负双重使命：递交国书与实地考察隋朝国力。当隋炀帝展开日本国书时，眉头瞬间紧锁——开篇赫然写着："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番表述暗含深意：日本自诩为日出之国的天子，而地处西方的隋朝则被贬为日没之国的天子，隐含取代之意。
这种公然挑战天朝上国的姿态彻底激怒了隋炀帝。据《隋书》记载，隋炀帝当即怒斥："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并将小野妹子驱逐出境。然而在隋炀帝认知中，日本不过是蕞尔小邦，其注意力始终聚焦于高句丽问题，这为后续历史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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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年后的公元660年，朝鲜半岛局势骤变。高句丽与百济联军攻打新罗，新罗向大唐求援。唐高宗李治吸取唐太宗李世民征高句丽失败的教训，果断派遣水陆十万大军驰援。百济国慌忙向日本求援，此时日本天皇刚去世，继任者仅象征性派出5000人马护送百济王子扶余丰返国。
当这支舰队抵达时，大唐已平定百济并设立熊津都督府。百济遗民在王子归来后掀起叛乱，迫使唐高宗于663年再次出兵。日本新天皇抓住机会，倾全国之力组建千艘战船、四万大军远征，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与唐军展开首次正面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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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被后世称为白江口之战的较量，彻底暴露了中日军事差距。唐军战舰装备的火箭与投石机令日军战船瞬间沦为活靶子，四万日军几乎全军覆没。此战给日本带来强烈震撼，其随后开启疯狂学习模式：在接下来近千年间，日本持续派遣遣唐使全面吸收中华文明。
但历史总是惊人相似。明朝万历年间（1592年），日本再次发动壬辰倭乱，被明朝联军击败后蛰伏三百余年，直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不仅使中国陷入空前危机，更让日本尝到侵略甜头。二战后日本虽遭重创，却仅用80年就恢复元气，如今高市早苗之流公然叫嚣"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其挑衅姿态与历史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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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略思维的形成与其岛国特性密切相关。作为欧亚大陆东端的岛国，日本进攻大陆具有低风险高收益特征：战败仅损失军队，本土安全无虞；战胜则可获取巨大利益。这种特性使其形成独特战略模式：战败后虚心学习，自认学成即发动新一轮挑衅。这种模式不仅针对中国，对英国等西方国家同样适用——日本明治维新本质上就是全面学习英国，却在二战中反咬英国。
安倍晋三提出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背后，隐藏着更危险的逻辑："日本有事即日美同盟有事"。这暴露日本试图制造中美矛盾，甚至引发中美冲突的险恶用心。若美国获胜，日本将继续扮演盟友角色；若中国获胜，日本则可能重演唐朝后的千年隐忍，为下次挑衅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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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训值得深思：从隋朝到现代，中国多次因低估日本付出惨痛代价。珍珠港事件前，日本明知美国工业实力远超自身仍选择偷袭，正是基于"你打不到我本土"的侥幸心理。如今高市早苗之流的挑衅言论，再次敲响警钟：若继续低估日本战略野心，历史悲剧可能重演。
面对当前局势，我们必须摒弃"它不敢"的思维定式。日本战略文化的核心是"隐忍与反噬"，这种特性使其成为最危险的对手。唯有正视历史教训，保持战略警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让子孙后代免受战火荼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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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历史十字路口，我们既要看到日本战略文化的危险性，也要理解其形成的地理根源。唯有保持清醒认知，制定针对性战略，才能在这场跨越千年的博弈中占据主动。历史不会重复，但总会押着相同的韵脚——这次，我们必须做出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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