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赛事中，浙江队因备战全运会，缺少了王钰栋与张瑷珲两位首发主力级别的球员，最终完败给上海海港，几乎确保了对手的再次卫冕成功。无独有偶，U22国足同样因备战全运会，几乎缺失了所有05-06年龄段的国脚，结果在熊猫杯主场再次负于越南队。这两场失利，不禁让人思考：全运足球，究竟该何去何从？
全运足球：抢人争议与青训托底
全运足球，一直被指责与职业联赛、国字号队伍抢人。那么，全运足球比赛，到底要不要取消？全运会，作为体育生的“高考”，每四年一届，对于各地方体育局而言，意义非凡。为了备战奥运，全运会成为重要的选拔与培养平台，各地方体育局均有专项经费预算。若全运会取消足球赛，各地对足球青训的拨款或将大幅减少，足球苗子的培养将只能依赖中超、中甲、中乙的三级职业俱乐部及校园足球。
然而，国内足坛的真实情况如何呢？绝大部分职业俱乐部，仅能维持一线队的运营，保证不欠薪已属不易，各级梯队的存在，更多是为了匹配足协的联赛准入条件。稳定性尚且难以保证，青训的数量与质量更是无从谈起。山东鲁能足校，作为国内最稳定的青训中心，其成功难以复制；上海双雄依赖根宝基地，但老帅年事已高；广东恒大足校受困于资金；北京本土青训出品，国安队自身都难以消化；辽宁毅腾与星辉青训远走他乡；浙江与新疆青训成绩虽有提升，但资金制约严重。
至于校园足球，通过体教结合模式输出的职业球员数量，至今仍屈指可数，更不用说输出国脚。因此，在职业足球与校园足球两种模式取得突破性成功之前，全运会足球赛，作为国内足球青训的最后托底，其存在仍有必要。
全运会足球赛：目标与定位需避免与职业足球冲突
既然全运足球无法取消，那么其目标与定位就必须避免与职业足球产生冲突。足球实行职业化后，全运会足球赛进行了重大改革，各地区不再组织最强成年队参赛，以确保顶级职业联赛冠军的最高水平象征地位。从1997年八运会开始，各省必须安排U20球员作为主体参赛；从2005年十运会开始，不允许任何超龄球员参赛。全运会足球赛自此成为全国各地方展示青训出品与实力的舞台，这一改革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此后，足球赛事的金牌数不断增加，除了奥运年龄段的U20项目外，还增加了非奥运年龄段的U18项目，为亚运足球成绩做准备。而到了今年的十五运，足球还首次增加了U16年龄段的比赛，为刚完成中考并选择投身足球专业的孩子们提供了更好的培训资源。U20、U18、U16三个级别，不仅覆盖了下一个周期的奥运与亚运，还提前为下下届奥运的人才储备做了准备。
因此，只要球员是通过体育局这条路线培养出来的，参加全运会就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优秀个体对集体利益回报的体现。当然，像这次帮助湖北队夺冠的杨希，不属于该体系培养出来的人，他即使选择不参加，也是理所当然。
全运会足球赛：金牌与人才，考核需更全面
拿金牌与出人才，哪一个更重要？对全运会足球赛的考核与评价，不仅要理性，还要更全面。先看几个例子：2009年的上海U20，不仅拿到全运金牌，还为国家队输送了武磊、张琳芃、颜骏凌、姜至鹏、王燊超等国脚，还有曹赟定、柏佳骏、吕文君、蔡慧康、李运秋等出色的职业球员。而2013年、2017年上海同样拿到U20足球金牌，但在顶级的优秀个人方面，就无法跟武磊这一批人相提并论了。
同在2017年拿到了足球金牌的上海U18，又再次输出了朱辰杰、蒋圣龙、徐皓阳等国脚，还有像刘若钒、彭鹏、孙沁涵、徐磊、徐越等不错的职业球员。到了2021年，首次问鼎全运冠军的浙江U20金牌球员，如今竟然没有一人能踢上中超、中甲联赛，能在中乙注册的球员也不足10人。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获得银牌的新疆队身上，能在中超注册的只有乃比江1人，能在中甲注册的也只有2人。
反观没有进入全运决赛的其他球队，却能在接下来的国奥队与国家队中贡献了优秀的国脚球员。像山东的谢文能、北京的陶强龙、上海的刘祝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因此，如何对每四年一次的全运会足球培养周期做考核评价？既要看整体，也要看个体。整体是指全运队最终所获得的奖牌与排名，个体就是这一批球员最终成材的数量与质量，包括那些参加了本周期训练但落选全运比赛名单的队员，以后有多少人能踢上职业联赛？有多少人能进入国字号球队？有多少人能投身基层担任青训教练员？所有这些数据都需要收集统计，考核评价的指标时间段也需要拉长，才能保证客观、理性、全面。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正确看待国内足坛：就是以举国体制的全运足球为基础，以职业足球与校园足球为两个变革发展方向，共同构筑起足球发展的生态环境。只有上面两项变革彻底取得成功后，才具备探讨是否取消全运足球作为基础的任何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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