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07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小野妹子（男性）远渡重洋抵达大隋王朝。这位使者肩负双重使命：一是递交国书，二是暗中观察隋朝的真实国力。当隋炀帝杨广展开日本国书时，脸色骤变——开篇赫然写着："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番措辞将日本天皇自诩为"日出天子"，而将地处西方的隋朝皇帝贬为"日没天子"，暗含取而代之的野心。
隋炀帝勃然大怒，斥责道："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随即驱逐使者。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蕞尔小邦的狂妄之举，如同夜郎自大般不值一提。此时隋炀帝的注意力全在高句丽问题上，殊不知这已埋下历史隐患。据《隋书》记载，这是中日关系史上首次公开挑衅，而隋朝的轻视态度，为大唐时期的教训埋下伏笔。
五十三年后风云突变。公元660年朝鲜半岛爆发三国混战，高句丽与百济联军攻打新罗。新罗向大唐求援时，唐高宗李治正为祖父李世民未能灭掉高句丽而反思。经过战略调整，大唐已组建当时最强大的海军舰队，采用水陆并进战术。当百济向日本求援时，新继位的天皇仅象征性派出5000人马护送百济王子回国，却意外撞上大唐平叛军队。
这场意外遭遇引发连锁反应。百济在王子回归后立即反叛，迫使李治于663年再次出兵。此时日本新天皇倾巢而出，派出4万大军、千余艘战船直扑白江口。这场中日首次正面交锋中，大唐战舰展现压倒性优势：火箭齐发、巨石轰击，日本舰队瞬间溃不成军。此战彻底打碎日本军事幻想，迫使其转入全面学习模式。
大唐的慷慨传授却埋下隐患。日本在疯狂派遣遣唐使学习文明技术的同时，始终未放弃军事野心。这种隐忍策略在明朝万历年间再次显现：1592年壬辰倭乱爆发，日本卷土重来。被击败后蛰伏三百余年，又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得逞，给中国带来空前灾难。二战胜利后仅八十年，日本政客高市早苗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历史似乎进入新的循环。
日本战略的根源在于其岛国特性。攻击大陆具有低风险高收益特征：战败仅损失士兵，本土始终安全。这种特性使其形成独特战略模式：战败后疯狂学习对手，自认为准备充分便再次挑衅。这种模式不仅针对中国，对英国同样适用——明治维新本质是学习英国，但二战时日本毫不犹豫地反咬这位"老师"。
安倍晋三提出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背后，还有更危险的半句："日本有事即日美同盟有事"。这暴露日本企图制造中美矛盾的野心：若美国获胜便继续依附，若中国取胜则故技重施。这种战略与唐朝后的千年隐忍一脉相承，其韧性令人警惕。珍珠港事件前，日本明知美国工业实力远超自己仍敢发动袭击，正是基于本土未遭战火洗礼的侥幸心理。
当前高市早苗的挑衅言论，与当年偷袭珍珠港的心理如出一辙。历史经验表明，当日本政客公然叫嚣时，往往已做好冒险准备。若继续低估这个能隐忍千年的民族，必将重蹈历史覆辙。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日本从未真正放弃军事野心，其战略本质是等待对手露出破绽时给予致命一击。
面对这种战略对手，任何轻视都可能付出惨痛代价。从隋朝到现代，历史已反复证明：低估日本将引发严重后果。我们必须以史为鉴，保持战略警惕，避免重蹈"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的覆辙。唯有正视这个民族的隐忍与反噬特性，才能守护国家安全与民族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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