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重创，为了保存实力，红军不得不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面对敌人的穷追不舍和物资的严重匮乏，红军士气一度低落。然而，正是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红军在遵义召开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坚持立场，对左倾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纠正，为红军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帮助红军从水深火热中脱离出来。然而，据晚年时期的陈云回忆，会议上却有两个人坚决反对毛主席的主张。那么，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他们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呢？
首先，第一个反对毛主席的人是李德。李德性格暴躁，独断专行，在带兵打仗时很少考虑当地气候和士兵的实际情况。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他领导的军队屡屡受挫，但他却将责任推到前线士兵身上。在他的指挥下，红军数量急剧下降，全军只剩下三万余人仍在坚持前进。此时，很多人都意识到，如果继续赶往湘西，本就急需休整的红军将面临更大的危险。
于是，众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更换当时的军事领导人，确立更为符合实际情况的路线。周恩来最终拍板，决定在接下来的会议中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李德虽然是德国人，语言不通，但他仍感受到了会议上的紧张气氛，众人将矛头指向了他。
事实上，参与会议的同志们结合实际情况，对他的领导方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李德却始终不愿意承认错误，还将一切损失推到别人身上。在投票表决时，他依旧固执己见，反对取消“三人团”以及恢复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结束后，李德失去了实权，在军队中逐渐边缘化，从领导者变为了长征的参与者。对此，他感到十分郁闷，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跟着红军走完了长征全程。在长征中，李德逐渐认识到了毛主席的深谋远虑。
后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顺利会师。就在中央准备北上之时，张国焘不顾众人反对，坚持南下。为此，李特向中央传达张国焘的命令，却与中央的同志们发生了激烈冲突。在争辩过程中，李特情绪逐渐失控，一度要持枪威胁毛主席。就在这时，李德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将李特制服，防止了冲突的扩大。
可以说，虽然犯过错，但李德并不是狂妄自大的苏联顾问。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坚定立场，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第二个坚持反对毛主席的人名叫凯丰。在遵义会议上，大部分人都对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进行了批判，但凯丰却公开为博古辩护，还与毛主席针锋相对，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期间，凯丰更是挖苦毛主席，称他只会纸上谈兵，实际上根本不懂带兵打仗。
而毛主席据理力争，字字在理，让凯丰也无法反驳。不过，凯丰的极力反对并没有改变会议的走向。在会议结束后，博古等人的指挥权被撤销，而坚定地同博古处于同一阵营的凯丰也被撤销了原有的职务。
但是，作为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凯丰并不会固执己见。他在不断反思自己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错误，从而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对此，凯丰主动向组织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展开了深刻且诚恳的自我批评。回想当初在遵义会议上的举动，就连凯丰也表示，当时的自己真是可笑至极。
最终，凯丰坚定地站在了毛主席一边。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带领东北展开了各项工作。而毛主席也乐于见到这样一位敢爱敢恨的同志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为此他还给凯丰负责创办的《东北日报》提写了报头。
在这之后，凯丰常年坚守岗位，任劳任怨，为沈阳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的身体难以承受这样长年累月的艰苦工作，可他却事事以工作为先，从不以生病为由来逃避责任。最终，终日的劳累加剧了他的病情，让他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总之，在遵义会议上，众人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帮助红军从险境中脱离出来，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虽然李德和凯丰在会议上明确反对毛主席的立场，但他们却难以决定会议的走向。而在会议以后，李德和凯丰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能够走上正确道路，这对我党来说，称得上是件有利无弊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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