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对于北宋文坛巨匠苏轼而言，是一个命运转折的月份。在河北定州，他接连收到两道圣旨，先是闰四月三日被撤去端明殿学士和翰林学士两馆职（正三品），转任颍州知州，官职降为左朝奉郎（正六品上，寄禄官）。紧接着，闰四月十三日，他又被降为承议郎（从七品），知英州（今英德）军州事。
当时的定州，已是宋辽边境的敏感地带，而英州则位于大陆南端，两地相距6000余里，几乎纵贯了整个大宋版图。这对于年近六旬的苏轼来说，无疑是一次艰难的旅程。
闰四月十五日，59岁的苏轼从定州启程，踏上了南下的漫漫征途。与唐朝韩愈贬谪潮州时的仓促相比，苏轼的行程显得更为从容。韩愈当时需即刻离京，行装未及收拾便匆匆上路，且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到达。而苏轼在定州逗留了两天，沿途还可向朝廷反映困难，甚至选择乘官船走水路，这充分体现了宋朝对士大夫的宽容。
在北方无水路可走的情况下，苏轼的南下路线便是古代北方最重要的一条驿道。这条驿道自开封至北京，自秦朝起便沿用至今，后世的京广铁路也基本沿袭了这条路线。
苏轼南下的具体路线为：定州→真定（今正定）→赵州（今赵县）→柏乡→邢州（今邢台）→邯郸→磁州（今磁县）→相州（今河南安阳）→汤阴→卫州（今汲县）→汴梁（开封）。然而，到达汴梁后，苏轼却不被允许进城，只能在城外驿站办理贬谪手续，随后前往离汴梁不远的陈留（今开封市陈留镇）。
在陈留，苏轼决定折向西边的汝州（今河南汝阳），因为他的弟弟苏辙因“以汉武比先朝”之罪，被从门下侍郎（副宰相）的职位上贬至汝州任知州。苏轼对这次南下的贬官之旅充满悲观，甚至认为自己可能无法活着回来，于是想见弟弟一面，同时寻求经济上的支持。
苏辙热情接待了兄长，并带他游玩散心。临别时，苏辙赠送了苏轼七千缗钱，让他把家属安置在宜兴。这七千缗钱，在当时大约相当于今天的500万元，足见兄弟情深。
然而，此时苏辙又接到了贬官的圣旨，从汝州贬到了江西袁州（宜春）。兄弟俩一起东行，直到颍昌（今许昌）才分别。
按照正常的路径，苏轼贬官南下的路线应该是走陆路从河南下襄阳，再走荆湖驿道，从湖南入广东。但苏轼深感自己走陆路或许会命丧路途，于是写了一篇《赴英州乞舟行状》，哀痛陈述自己的困难。皇帝看了之后，有所触动，于是允许他坐船南下。
如果不是兄弟相见，苏轼本应该走汴水这条唐宋水路主干道，即：陈留→宁陵→南京（今商丘）→永城→宿州→泗州→高邮→仪征。但苏轼因为向西去了汝州，已经偏离了这条水道。
得到皇帝的许可后，苏轼特别高兴，带着家属在颍昌上船，沿着颍水向东南而去。这一段的行程是：颍昌→陈州（今淮阳）→颍州（今阜阳）→入淮河→扬州。
过了长江之后，苏轼把家属安顿在了宜兴，自己带着幼子苏过、侍妾王朝云以及两位老婢，在学生张耒赠送的两位老兵的护送下，奔赴岭南。
他们坐船溯长江而上，经过当涂时，圣旨又来了，苏轼被贬为建昌军司马。船到了鄱阳湖，苏轼再次接到圣旨，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这一次，原来可以乘坐官船的待遇也被剥夺了。负责运送他的官员落井下石，让他们立即下船走陆路。此时已是半夜，在苏轼等人的苦苦哀求下，管理官船的小吏允许他们在船上待到第二天中午。
还好天公作美，当夜起了大风，船借风速，第二天中午，他们赶到了南昌。在南昌，苏轼一行自己雇船，溯赣江而上，经过吉安、赣州，到了大庾（大余）。
在大庾，苏轼等人在梅关古道翻越了大庾岭，到了南雄。接下来的路线就比较顺畅了。苏轼顺北江而下，经过韶关、清远到了广州。短暂停留以后，乘船到了惠州。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二日，苏轼在今天惠州桥西的横水渡码头上岸，开始了惠州两年多时间的贬谪生活。
从大宋的最北面到大陆的最南面，苏轼行程6千多里，耗时6个月。如果不是兄弟相见，苏轼走的路径应该是宋朝标准的官方出行驿道，即陆路从河北到河南，再经过汴水和邗沟到长江，从长江进入赣江，翻越大庾岭，从北江水系到广州，再走潮循道的东江水路到惠州。因为兄弟会面，苏轼中间一段水路改为了走颍水水系，其他的路线依然走的是古代南北交通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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