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是绿皮的，慢，晃晃悠悠，像我妈的病情，说不上什么时候是个头。
车厢里混着泡面、汗水和一种说不清的疲惫气味。
我妈靠着窗，窗外的景物一晃而过，灰蒙蒙的，跟她的脸色一样。
她没怎么说话，只是偶尔咳嗽两声，那声音像把钝刀子，一下下割在我心上。
去北京，看病。
这是我们小县城医生的原话：“去大地方看看吧，我们这儿条件有限。”
一句话，就把我们推上了这趟列车。
钱是东拼西凑的，挂号是托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提前半个月就约好的专家。
至于住的地方，我提前给我姑，也就是我爸唯一的亲姐姐，打了个电话。
电话里，姑姑的声音热情得像一团火。
“来！必须来姑姑家住！住什么旅馆，乱花那个钱干嘛？你妈就是我亲嫂子，她病了，我能不管？”
“家里大，空着好几间房呢，别跟姑姑客气！”
我当时心里热乎乎的，觉得这世上，到底还是亲情靠得住。
我妈也念叨：“你姑人好，从小就疼你爸。”
火车到站，是晚上七点。
北京西站像个巨大的蜂巢，人流嗡嗡作响，我们娘俩提着一个旧帆布行李包，显得格格不入。
我按照姑姑发的地址，打了辆车。
车子在四环边上的一个高档小区门口停下。
门口的保安穿着笔挺的制服，眼神在我妈洗得发白的布鞋上扫了一下。
我报了姑姑家的门牌号，保安打了个内线电话，确认后才升起栏杆。
车子开进去，我妈小声说：“这地方，跟电视里似的。”
我没说话，心里有点发沉。
姑姑家在十八楼。
电梯是镜面的，亮得晃眼，我妈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门开了，一股暖气夹着饭菜的香气扑面而来。
姑姑穿着一身丝绒的家居服，烫着时髦的卷发，热情地迎上来。
“哎哟，可算到了！快进来快进来，累坏了吧？”
她接过我手里的行李包，随手放在玄关的地上，然后拉着我妈的手，上下打量。
“嫂子，你这脸色可不行啊，看着就让人心疼。”
我妈局促地笑笑，“没事，老毛病了。”
姑姑给我们拿了两双拖鞋，很厚，很软，踩上去像踩在云彩上。
我自己的鞋，沾着一路的风尘，摆在那个光洁如镜的玄关里，显得特别碍眼。
“先洗手，马上开饭！我炖了汤，给你嫂子补补。”
姑姑家很大，装修是那种简约又透着贵的风格。客厅的落地窗外，是北京的万家灯火。
我妈站在窗边，有点手足无措。
饭菜很丰盛，四菜一汤。
清蒸鲈鱼、红烧排骨、荷兰豆炒虾仁，还有一个青菜，汤是乌鸡汤。
姑姑一个劲儿地给我妈夹菜。
“嫂子，多吃点，这鱼是托人从水库买的，野生的。”
“这排骨，我炖了三个小时，烂糊着呢，好克化。”
我妈只是小口小口地吃，不停地说：“够了，够了，别夹了。”
姑父也在，他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他是一家国企的中层，话不多，偶尔附和姑姑几句。
“建军啊，”姑姑转向我，“这次看病，钱都带够了吧？北京看病可不便宜。”
我心头一紧，还是点了点头：“姑，您放心，都准备好了。”
“那就好，”她像是松了口气，“不是姑姑说你，你们在小地方花钱没概念，这儿挂个专家号都得好几百，还不算检查费、药费。”
我妈赶紧放下筷子，“我们带了，带了的。”
“带了就好。主要是，我跟你姑父，最近手头也紧。”姑姑叹了口气，“你表弟，就是文昊，他不是要创业嘛，我跟你姑父把积蓄都给他了。年轻人有想法，我们当父母的，得支持。”
我“嗯”了一声，心里那点刚升起来的暖意，像是被浇了盆冷水。
原来，铺垫了半天，是在这儿等着我呢。
我本来也没打算开口借钱，但她这么一说，倒像是我揣着这个心思来的。
气氛有点僵。
姑父推了推眼镜，打圆场：“吃饭，吃饭，先不说这个。”
正说着，门响了。
是表弟文昊回来了。
他个子很高，穿着一身潮牌，头发染成栗色，戴着耳机，进门就嚷嚷：“妈，我饿了，有吃的吗？”
看到我们，他愣了一下。
“哦，大娘，哥，你们来了。”
他打了声招呼，谈不上热情，也谈不上冷淡，就像是看见了两个不算太熟的远房亲戚。
姑姑赶紧起身：“给你留着饭呢，快去洗手。”
文昊坐上饭桌，姑姑立刻又像变了个人，那种热情和关切，比对我妈还要浓上十倍。
“昊昊，今天见客户顺利吗？”
“你那个项目，投资人怎么说？”
“多吃点虾，补脑子。”
文昊一边刷着手机，一边心不在焉地回答着。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突然问：“哥，你现在在哪儿上班呢？”
我说：“在县里的一个厂子，当技术员。”
“哦，”他点了点头，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优越感，“一个月能挣多少啊？”
这个问题，像根刺。
我含糊道：“三四千吧。”
“才三四千？”他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怎么够花？北京这边，三四千连个房租都不够。”
我没说话，只是埋头吃饭。
我妈的脸色更难看了。
姑姑出来解围，但话里话外，还是向着自己儿子。
“你别这么说你哥。小地方消费低，三四千也够了。再说，你哥那是铁饭碗，稳定。”
“稳定有什么用？”文昊撇撇嘴，“一眼望到头的人生，没劲。哥，不是我说你，你还年轻，得出来闯闯。守着那个小破厂子，能有什么出息？”
我攥着筷子的手，指节都发白了。
一口饭堵在喉咙里，咽不下去。
我妈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示意我别吭声。
一顿饭，吃得五味杂陈。
饭后，姑姑收拾碗筷，姑父去看电视了，文昊回了自己房间，门一关，隔绝了两个世界。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我妈，还有电视里新闻联播的声音。
我们坐的沙发很软，陷进去，却感觉不到一丝放松。
姑姑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
“嫂子，建军，吃水果。”
她坐在我们对面，像是要开一个家庭会议。
“嫂子，你这个病，医生到底怎么说？严重不严重？”
我妈叹了口气：“就是喘不上气，总咳嗽，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让来大医院查查。”
“唉，人上了年纪，就是机器坏了。”姑姑感慨了一句，然后话锋一转，“不过话又说回来，你们也得注意保养。别老是省吃俭用的，该花的钱得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这话听着是关心，可我怎么听怎么别扭。
我们省吃俭用，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攒钱，为了应对像今天这样的突发情况。
“对了，建军，”姑姑又看向我，“你也不小了，该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在你们那小地方，能找到什么好姑娘？眼界太窄了。”
“要我说，你也来北京发展。文昊现在自己开公司，缺人手，你去给他帮帮忙，他还能亏待你这个当哥的？”
我抬起头，看见她一脸“我为你着想”的真诚。
我还没说话，文昊从房间里出来了，估计是听到了。
他靠在门框上，抱着胳膊，说：“妈，我那儿可不是谁都要的。我需要的是人才，985、211毕业的，有海外背景的。我哥……他能干什么？来我公司当前台吗？”
这话，说得又轻佻又刻薄。
客厅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我妈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姑姑的脸色也有些挂不住，嗔怪地瞪了文昊一眼：“怎么跟你哥说话呢？”
“我实话实说啊。”文昊一脸无所谓，“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公司是公司，亲戚是亲戚，不能混为一谈。”
他说完，转身又回了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姑姑尴尬地笑了笑：“这孩子，被我惯坏了，说话没大没小的，建军你别往心里去。”
我能说什么？
我只能说：“没事，姑，文昊说得对。”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和母亲，就像是两件不合时宜的旧家具，被硬生生塞进了这个华丽的客厅，显得那么笨拙，那么碍眼。
晚上睡觉，姑姑给我们安排了。
“家里房间都住了人，委屈你们一下，就在客厅的沙发床上睡一晚吧。我给你们拿新的被褥。”
那个所谓的沙发床，就是把沙发的坐垫抽出来，拼在一起。
很短，我的脚都伸不直。
我妈睡在里面，我睡在外面。
关了灯，客厅里一片漆黑。
只有窗外城市的光，隐隐约约透进来。
我能听到我妈在旁边，小心翼翼地翻身，还有压抑着的咳嗽声。
我一点睡意都没有。
文昊的话，姑姑的眼神，像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一遍遍地过。
我甚至能清晰地回想起，姑姑在饭桌上，一边说着手头紧，一边给我妈夹起一块排骨时，那脸上恰到好处的关切和为难。
这是一种表演。
一种居高临下的、带着怜悯的表演。
她不是在关心我们，她是在享受这种能“施舍”关心的优越感。
大概半夜十二点多，我听见姑姑房间的门开了。
她蹑手蹑脚地走出来，似乎是去上厕所。
经过客厅的时候，她的脚步停了一下。
黑暗中，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我妈身上。
然后，我听到她极轻地叹了口气，那口气里，充满了嫌弃。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姑姑房间里传来隐约的说话声。
是她在打电话，应该是打给姑父。
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清了。
“……你说烦不烦？早知道就不让他们来了。”
“你看我嫂子那样，一身的穷酸气，我那沙发都怕给她坐脏了。”
“还有建军，死气沉沉的，一点年轻人的朝气都没有。文昊说得对，烂泥扶不上墙。”
“明天赶紧让他们去看病，看完了赶紧走，我是一天都不想伺候了。”
“钱？我可一分钱都不会借。咱们的钱是给昊昊创业的，凭什么给他们填无底洞？”
“行了行了，不说了，怕他们听见。”
电话挂了。
世界安静下来。
我躺在沙发床上，一动不动，浑身的血液都像是凝固了。
原来，那热情的招待，那丰盛的晚餐，那嘘寒问暖的关切，全都是假的。
在他们眼里，我们不过是两个打秋风的穷亲戚。
是麻烦，是累赘。
我偏过头，看着身旁熟睡的母亲。
她的眉头紧紧皱着，睡梦中似乎也带着愁苦。
她这一辈子，省吃俭用，为了这个家操碎了心。她以为的血脉亲情，在别人眼里，却一文不值。
一股无法言说的愤怒和悲凉，从我心底涌上来。
我真想现在就冲进他们的房间，把那些话原封不动地砸在他们脸上。
但我不能。
我妈还在。
我不能让她在异乡的夜里，连最后一点体面都保不住。
我睁着眼睛，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姑姑又恢复了那副热情的面孔。
她做了早餐，小米粥，煮鸡蛋，还有几样小菜。
“嫂子，建军，快来吃早饭，吃完了好去医院。”
我妈还有些受宠若惊，“太麻烦你了。”
“麻烦什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姑姑笑得一脸慈祥。
我看着她的脸，只觉得无比虚伪。
吃早饭的时候，姑姑状似无意地提起。
“哎呀，我昨天戴的那个翡翠镯子，怎么找不到了？”
她一边说，一边在自己手腕上比划了一下。
“就是文昊他爸去年在云南给我买的那个，好几万呢！我记得昨天做饭的时候还戴着呢。”
姑父也放下碗，皱起眉头：“你再好好找找，是不是放哪儿忘了？”
“不可能啊，我这人记性好着呢。”姑姑说着，眼神有意无意地朝我和我妈这边瞟。
我妈的脸“刷”地一下就白了。
她紧张地搓着衣角，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
我心里冷笑一声。
图穷匕见了。
这是怀疑我们了。
我放下筷子，看着姑姑，一字一句地问：“姑，你的意思是，我们拿了你的镯子？”
我的声音不大，但很冷。
姑姑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敢这么直接地质问她。
她连忙摆手：“哎，建军，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想？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就是随口一说，东西找不到了，心里着急嘛。”
“着急就可以随便怀疑人吗？”我盯着她的眼睛，“我们是穷，但我们不偷不抢。这点骨气，我妈从小就教我了。”
姑父出来打圆场：“建军，你别激动，你姑没那个意思。大家一起找找，肯定在哪个角落里。”
文昊也从房间里出来了，打着哈欠，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怎么了这是？一大早的。”
姑姑把事情一说，文昊立刻“嗤”地笑了一声。
“妈，我说什么来着？知人知面不知心。几万块的东西，够他们在老家盖栋房子了，能不眼红吗？”
他这话，就是赤裸裸的指控了。
我妈“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她一边哭一边说：“我们没有拿，我们真的没有拿……”
我扶住我妈的肩膀，感觉她整个身体都在发抖。
我心如刀割。
我带她来北京，是来看病的，不是来受辱的。
我站起身，目光扫过他们一家三口。
姑姑的躲闪，姑父的尴尬，文昊的轻蔑。
“好，”我说，“既然你们怀疑我们，那你们就搜吧。把我们的行李，我们的人，都搜一遍。要是搜出来了，我当场给你们跪下。”
“要是搜不出来呢？”我往前走了一步，逼视着姑姑，“你们，给我们娘俩道歉！”
姑姑被我的气势镇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文昊却梗着脖子：“搜就搜，谁怕谁啊！”
“文昊！”姑父呵斥了一声。
就在这时，姑姑突然“哎呀”一声，一拍大腿。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她快步走进厨房，从挂在墙上的一个围裙口袋里，掏出了那个翡翠镯子。
“你看我这记性！昨天做完饭，怕磕着碰着，就随手放围裙里了，给忘了！”
她举着那个镯子，笑得比哭还难看。
一场闹剧，就这么滑稽地收场了。
姑姑给我们道歉：“建军，嫂子，对不住，真是对不住。姑姑这脑子，老了，不中用了。”
我看着她，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妈也止住了哭，只是默默地流眼泪。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那不是遗忘，那是试探，是敲打，是毫不掩饰的羞辱。
我拉起我妈的手。
“妈，我们走。”
我妈愣住了：“走？去哪儿啊？还没看病呢。”
“病要看，但不是从这儿去看。”
我拿起那个旧帆布行李包，拉着我妈就往外走。
姑姑急了，上来拦我：“建军，你这是干什么？吃了早饭再去啊。医院九点才开门呢。”
我甩开她的手。
“这顿饭，我们吃不起。”
我拉着我妈，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那扇门。
密码锁在我们身后“滴”的一声，合上了。
也合上了我心里，对这份亲情的最后一点念想。
站在清晨的北京街头，冷风一吹，我妈打了个哆嗦。
她看着我，眼圈还是红的。
“军儿，我们就这么走了，你姑她……”
“妈，”我打断她，“有些人，不值得我们把他当亲人。”
“从今天起，我们谁也不靠。就靠我们自己。”
我妈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好像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我们在医院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小小的卫生间。
窗户外面，就是嘈杂的马路。
但我妈却说：“这儿好，踏实。”
是啊，踏实。
没有那种小心翼翼、寄人篱下的窒息感。
没有那些带着刺的关心和客套。
我们可以把行李随便扔在地上，可以穿着自己的鞋在屋里走来走去，可以大声咳嗽，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这才是我们自己的地方。
安顿好之后，我带着我妈去医院。
挂号，排队，做检查。
医院里人山人海，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焦虑。
我紧紧攥着我妈的手，在人群里穿梭。
我突然明白了，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所谓的亲情，在现实面前，薄得像一张纸。
你风光的时候，他们锦上添花。
你落魄的时候，他们避之不及。
甚至，还要在你本就艰难的处境上，再踩上一脚，来彰显他们的优越。
检查结果要下午才出来。
中午，我带我妈在医院门口的小饭馆吃饭。
一碗面，十块钱。
我妈吃得很香。
她说：“还是这饭吃得舒坦。”
我笑了。
是啊，用自己挣的钱，吃自己买的饭，不看任何人的脸色。
这饭，当然舒坦。
下午，检查结果出来了。
不是什么大问题，是慢性支气管炎，加上一点肺部感染。
医生给开了药，嘱咐我们好好休养，定期复查。
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从医院出来，天已经快黑了。
北京的霓虹灯次第亮起，把天空映得一片橘红。
我妈看着那些高楼大厦，感慨道：“这北京，是真大，真好。就是，不是咱们的家。”
我搂住她的肩膀：“妈，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我们在北京多待了两天。
我没再联系姑姑，她也没给我们打过一个电话。
我们就像两颗微不足道的尘埃，从她的世界里飘过，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第三天，我们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还是那趟绿皮车，还是那么慢，那么晃。
但我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了。
来的时候，我心里还抱着一丝幻想，一丝对亲情的依赖。
回去的时候，我心里只剩下平静和笃定。
我知道，未来的路，要靠我自己走了。
回到县城，生活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我上班，下班，照顾我妈。
我妈的病，在药物的控制下，好了很多。
家里的气氛，也比以前轻松了。
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新的技术，看各种专业书籍。
我不想再像文昊说的那样，守着一个“小破厂子”，过那种“一眼望到头”的人生。
不是为了向谁证明什么。
而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妈。
为了有一天，当我们再次面对生活的刁难时，能有足够的底气和尊严，挺直腰杆。
半年后，厂里有个去上海学习新技术的名额。
全厂几十个技术员，只有一个名额。
我报了名。
经过笔试、面试，层层选拔，最后，那个名额落在了我头上。
临走前，我妈给我收拾行李。
她一边叠衣服，一边念叨：“出去好好学，别怕花钱。家里有我呢，不用担心。”
我看着她鬓角的白发，眼眶有点发热。
“妈，等我回来，我给你换个大房子。”
我妈笑了：“傻孩子，房子大小无所谓，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我没再说话，只是在心里暗暗发誓。
在上海学习的那三个月，我像一块海绵，拼命地吸收着知识。
我几乎每天都只睡五个小时，其余的时间，不是在车间，就是在图书馆。
带我的师傅，是个上海本地人，技术很牛，但脾气有点怪。
一开始，他对我们这些外地来的，有点爱答不理。
后来，他看我肯学，肯钻，肯吃苦，对我的态度才慢慢好了起来。
他开始主动教我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诀窍。
学习结束的时候，师傅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好好干，你是个技术人才。别回那个小地方了，留在上海吧，我给你介绍工作。”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上海很好，机会很多。
但我的家，我的根，在那个小县城。
我妈还在等我。
回到厂里，我把在上海学到的新技术，应用到了生产线上。
效果很明显，生产效率提高了一大截，次品率也大大降低。
厂长在全厂大会上，点名表扬了我。
我的工资，也涨了一级。
生活，似乎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又过了一年，过年的时候，我姑姑，竟然给我们打了个电话。
电话是我妈接的。
我听到我妈在那边，客气又疏离地喊了一声：“是大姐啊。”
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
只有姑姑在那边，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
挂了电话，我妈的脸色很复杂。
我问她：“妈，她说什么了？”
我妈叹了口气：“你表弟，文昊，创业失败了。”
我愣了一下。
“说是被人骗了，投进去的钱，全赔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你姑父急得住了院，你姑打电话，想……想跟我们借点钱周转一下。”
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真是风水轮流转。
当初那个在我面前，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文昊，如今也落到了这个地步。
“妈，你怎么说的？”我问。
“我说，我们也没钱。”我妈看着我，眼神很平静，“军儿，妈做得对吗？”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对。您做得对。”
我们不是圣人。
做不到以德报怨。
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永远无法弥补。
有些亲情，一旦碎了，就再也拼不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想了很多。
想起了那个寒冷的北京之夜，想起了姑姑嫌弃的叹息，想起了文昊轻蔑的嘲笑，想起了我妈无助的眼泪。
那一晚，让我看清了现实的残酷，也让我明白了尊严的可贵。
它像一根鞭子，抽醒了我，也激励了我。
从这个角度看，我或许，还应该感谢他们。
后来的几年，我工作越来越顺。
我被提拔为技术科的副科长，后来又成了科长。
我用攒下的钱，加上跟银行贷了点款，在县城里一个新开发的小区，买了一套三居室的电梯房。
房子不大，一百二十平，但装修得很温馨。
我给我妈留了最大的一间朝南的卧室。
搬家那天，我妈站在阳台上，看着窗外的阳光，眼眶湿了。
她说：“军儿，妈这辈子，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
我说：“妈，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是的，会越来越好的。
因为我已经明白，生活，终究是靠自己。
求人，永远不如求己。
至于北京的姑姑一家，我再也没有联系过。
听说，他们卖了北京的房子，给文昊还了债，然后回了老家，也就是我姑父的家乡，一个比我们县城还小的地方。
有一次，我爸的一个远房亲戚，在街上碰到了他们。
说我姑姑，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
那个亲戚跟我爸说起这事，我爸只是沉默地抽着烟，一句话也没说。
我知道，他心里也不好受。
毕竟，那是他唯一的姐姐。
但我没有丝毫的同情。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夜晚，我和我妈，是怎样被他们用最冷漠的方式，推出了那扇华丽的大门。
有些门，一旦关上，就再也不必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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