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已满两年。
以色列国防部公布的统计显示，两年间以方共有1152名人员阵亡，包括国防军士兵、警察、辛贝特和监狱管理人员以及各类安全小队成员。
阵亡人员中约42%年龄未满21岁，多为义务兵役制度下的青年男性；另有141人年龄超过40岁。战争还导致885名以色列儿童成为孤儿。
根据第三方统计，哈马斯方面约有2万名武装人员丧生，另有约4.7万名平民死亡，总计死亡人数超过6.7万。
哈马斯从一度控制加沙外围全部定居点，退守至仅掌握约20–30%的城市废墟区域；从拥有数万兵力与庞大隧道网络，到如今面临物资耗尽、指挥系统瓦解的困境。
这场冲突呈现了两个实力悬殊对手之间的生死博弈。
但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在此次战争中的军人阵亡数量已超过历史上的几次中东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以方阵亡231人；“六日战争”阵亡约776–983人；黎巴嫩战争阵亡约1216人。
由此可见，清剿藏匿于城市与平民中的非对称武装，其难度远超过传统正规作战。
一、战前格局
2023年10月7日前，加沙地带人口约230万，地域狭小人口却高度密集。
哈马斯在此构建了可观的军事力量：
其核心战斗部队“卡桑旅”拥有2.5万至3万名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战斗人员；准军事组织“动员军”另有数万人；“圣城旅”等盟友组织还贡献了数千兵力。在军事能力方面，哈马斯通过多年经营，构筑了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地下隧道系统——“加沙地铁”，并储备了大量火箭弹、反坦克导弹与无人机。
正是凭借这些资源，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突袭，一天之内造成以色列超过1200人死亡，约250人被绑架。
若按人口比例换算，这相当于一个10亿人口的国家在24小时内损失200万人——如此规模的袭击，必然引发任何国家毁灭性的报复，何况“有仇必报”的以色列。
二、加沙之战：城市战的艰难博弈
以色列随即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发起“铁剑”军事行动。
战争初期，哈马斯依托既有防御工事和地下网络实施顽强抵抗。
以军则采取从南至北、再自北向南反复驱离平民的方式，试图将武装分子从居民中剥离出来，并同步切断加沙与埃及之间的地道联络。
随着以军逐步从南北两翼蚕食推进，哈马斯的地下网络被逐段清除。
至2025年初，战局日趋明朗。
哈马斯陷入武器短缺、水源与粮食断绝的困境，加沙230万平民在南北之间被迫多次流离。
在以色列持续施压下，哈马斯的谈判立场不断后退：从最初要求永久停火，到同意立即停火，再到愿意交出政权，直至近期近乎接受“立即释放人质并交权”的条件——几近无条件投降。
三、瓦解领导层：以色列的“斩首”战术
在实施军事清剿的同时，以色列同步展开一系列精准打击，系统性地清除哈马斯领导层。
从在德黑兰开会的领导人被炸身亡，到前线指挥官辛瓦尔遭无人机狙杀，再到卡塔尔多哈的政治办公室遇袭，哈马斯指挥结构遭到多轮致命清洗。
尽管基层抵抗意志尚存，但在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损失惨重、残部只能各自为战的局面下，哈马斯已难以组织有效反击。
当组织的“大脑”被切除，“肢体”再强壮也难逃逐渐衰竭的命运。
四、军事胜利之后：治理挑战才刚刚开始
从纯军事角度看，以色列取得了明确胜利：以相对有限的军人伤亡，重创了哈马斯的军事机器，消除了边境的安全威胁。
然而，这场胜利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悖论。
一方面，以色列展示了在复杂城市战中有效控制己方伤亡的能力——1152人的阵亡数字，相对于哈马斯的军力规模与组织程度，确实体现了以军在战术与技术上的显著优势。
另一方面，加沙出现严重的人道灾难，已成为以色列难以摆脱的道德负担。
超过6.7万的死亡人数中包含大量平民，这一阴影将长期笼罩在中东上空。
哈马斯在军事上已被击溃，但催生极端主义的土壤——贫困、绝望与仇恨——是否随之消失？
答案：并不乐观但希望已现。
在加沙的废墟之上，哈马斯的旗帜虽已倒下，和平的橄榄枝却仍未发芽。
以色列社会为1152名儿女的逝去而哀恸，那些永远定格在青春年华的21岁面容，已成为国家记忆中的伤痕。
军事胜利不等于长治久安，但没有军事胜利，政治解决也无从展开。
随着战火渐熄，摆在以色列面前的是加沙重建的艰巨任务。
当前形势对以色列较为有利：哈马斯的重要支持者伊朗已表态支持特朗普提出的“20点计划”，哈马斯的彻底溃败似成定局。
然而，以色列能否实现持久和平，仍取决于诸多外部因素，包括俄乌冲突的演变、伊斯兰世界与以色列的关系走向，以及世界各大国在中东的竞争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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