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豫西的麦田刚刚完成收割。68岁的徐旭生拄着拐杖，在偃师县的土坡上缓缓行走。这位北大出身的考古学家，口袋里揣着《尚书・禹贡》，指甲在‘夏墟’记载旁刻下浅痕。这是中国首次系统性寻找夏朝的考古行动。此前，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471年夏代史，始终停留在文字层面，地下的沉默让这个‘首个王朝’如同缥缈的传说。
六十多年过去，二里头、陶寺等遗址相继出土，但刻有‘夏’字的文物依旧杳无踪迹。那个治水的大禹，真的建立过名为‘夏’的王朝吗？
徐旭生的寻夏之旅始于古籍中的蛛丝马迹。他用三年时间梳理《左传》《竹书纪年》，圈定豫西、晋南两大可疑区域。出发前，同事劝他：‘商之前的历史，或许只是神话。’他却指着地图反驳：‘大禹治水的地域明确，不可能全是虚构。’
1959年7月15日，偃师二里头村的老乡给考古队指了块地：‘这里的土不一样，挖下去全是碎陶片。’试掘的探沟刚挖半米，就出现了夯土痕迹。徐旭生蹲在沟边，用毛刷扫去土块，突然喊道：‘看这夯层，是宫殿的地基！’消息传开，全国考古界震动。这位早年留学法国的学者，没想到自己真的触碰到了王朝的边缘。此后六十年，二里头成了夏文化探索的核心现场。
2020年秋，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大棚里，年轻队员正清理一件绿松石龙形器。这条长70厘米的‘龙’，由2000多片绿松石拼接而成，距今3800年。遗址的规模远超预期。300万平方米的区域里，藏着中国最早的‘紫禁城’——10万平方米的宫城，还有‘井’字形主干道网和双轮车辙。最关键的是碳十四测年结果：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00年。这与史书记载的夏朝中晚期完美重合。
可问题随之而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刻着‘大邑商’，直接证明身份。二里头出土的陶器、青铜器上，却连一个能认定为‘夏’的文字都没有。‘考古讲自证性，没有文字，就只能推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许宏在《最早的中国》里写道。他的观点代表了学界的困惑。
史书记载，夏朝从启到桀，共传14代，历时471年。可二里头遗址的存续时间，只有250年左右。前面那220年去哪了？从大禹治水成功到启建立政权，这段‘家天下’的开端，在考古学上竟是空白。
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了答案。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提出：河南龙山文化的王城岗遗址，是夏代早期都城；新密新砦遗址，对应后羿代夏时期。王城岗遗址的城墙残垣，印证了‘禹都阳城’的记载。但和二里头一样，这里也没有文字。‘就像一部书缺了前两章。’考古学家邹衡曾感叹。他一辈子研究二里头，直到去世都在寻找填补缺口的证据。
1978年，山西襄汾陶寺村的一次意外发现，给谜题带来了新线索。当地农民挖地窖时，挖出了一片彩绘陶片。考古队随后展开挖掘，一座距今4300至4600年的古城重现人间。城墙周长近2000米，比二里头更早、规模更大。最惊人的是观象台遗迹。13根夯土柱组成圆弧，古人通过柱间缝隙观测日出，能精准确定二分二至。
2020年的最新发掘，还找到了近8000平方米的宫殿基址——这是史前最大的夯土建筑。墓葬里的玉琮、玉璧，显示出明显的阶级分化。‘陶寺可能是尧舜的都城。’王巍院士推断。那么从陶寺衰落（约公元前2000年）到二里头兴起，正好衔接大禹至启的时代。可陶寺同样没有文字。我们只能从器物风格的延续性中，猜测它与二里头的传承关系。
转机出现在文献解读中。甲骨文学家仔细梳理商朝卜辞，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商人从不称前朝为‘夏’。他们在甲骨上刻着‘贞：西邑害？’‘告于西邑’。这里的‘西邑’，指的是位于商人西边的前朝政权。《尚书・召诰》里，周公也说‘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但紧接着又提‘其在西土’。显然，‘夏’和‘西邑’指的是同一对象。
‘商人习惯用方位称呼族群。’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解释。东边的叫东夷，西边的叫西羌，前朝自然成了‘西邑’。‘夏’这个名字，很可能是周朝人起的。‘夏’有‘大’‘华美’之意，用它称呼首个王朝，既显尊崇，也契合‘华夏’的文化认同。
把线索串起来，真相逐渐清晰。大禹治水后，确实建立了王权政权，启通过战争确立世袭制。但这个政权，可能根本没有‘夏’这样的国号。早期国家更像松散的部落联盟，中心王权控制核心区域，周边部落半独立。夏人可能自称‘夏后氏’，这是部族名称，而非国号。就像商朝人称‘商’，最初也是部族名。
周朝灭商后，为构建历史谱系，给前朝定名为‘夏’。这个名字通过《史记》流传，成了后人的固有认知。我们挖不到‘夏’字文物，因为当时的人可能根本不用这个称呼。
2019年，二里头遗址发掘60周年特展上，绿松石龙形器、青铜爵、玉璋依次陈列。参观者驻足凝视，没人再纠结‘夏’的名字。陶寺的观象台证明，4600年前的中国人已掌握精准历法；二里头的青铜作坊，展现了成熟的手工业体系；王城岗的城墙，见证了早期国家的诞生。这些实物证据，比任何文字都更有说服力。它们勾勒出的文明脉络，从尧舜到夏商，从未断裂。
‘中华文明5000年，不是靠一个字证明的。’王巍院士在展会上说。那些沉默的文物，早已写下了答案。
如今，徐旭生当年踏查的土坡上，二里头考古工作站的灯还亮着。年轻的考古人继续挖掘，希望找到那缺失的220年证据。或许有一天，会出土一片刻着‘夏后’或‘西邑’的甲骨；或许永远找不到，但这并不重要。
大禹治水的功绩是真的，‘家天下’的转折是真的，早期文明的辉煌是真的。名字只是代号，而文明的厚重，早已沉淀在每一块陶片、每一寸夯土之中。这场跨越世纪的寻夏之旅，本质上是对文明根脉的追寻与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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