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听说侯宝林又惹上麻烦了。”1968年10月的一天傍晚，一名工作人员匆匆走进毛主席的办公室，语气中带着几分犹豫。毛主席放下手中的文件，抬头问道：“详细说。”简短的三个字，却让房间内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侯宝林与毛主席的缘分，并非始于那个动荡的年代，而是早在北平刚解放时便已结下。那年初春，叶剑英和彭真组织了一场小型联欢会，邀请中央首长与接管北平的干部共叙情谊。当得知节目单中有侯宝林的相声时，毛主席几乎没有犹豫便说：“我要去——听侯宝林。”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位相声演员会成为毛主席口中时常提及的名字。
联欢会当晚，侯宝林与搭档郭启儒压轴登场。一段《婚姻与迷信》的相声，瞬间引爆了全场的笑声，笑浪如潮水般漫过西苑礼堂。毛主席坐在第三排，前俯后仰地笑着，散场时还对身边的人感慨道：“此人不仅会逗笑，还懂语言学。”这句话在文艺圈中迅速传开，为侯宝林增添了一抹难得的学者光环。
此后，每逢节庆，中南海常常邀请侯宝林前去表演。有一次，他调侃北方人到上海理发时，将“洗洗头”说成“打打头”，毛主席笑得直捂肚子，连连招手示意再来一段。外人只看到毛主席的笑声，却不知他曾对侯宝林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喜剧也是思想工作，你要把握分寸。”侯宝林点头铭记，将这句话深深印在了心里。
时间来到1966年，政治风向骤变。相声被归入“说唱旧形式”，演员们人人自危。侯宝林本想低调行事，却很快被卷入其中。有人列出了他的“罪状”，指责他宣传封资修，讽刺革命样板戏。1968年8月的一天凌晨，十几名红卫兵冲进了他在东城的家。灯光刺眼，侯宝林夫妇正带着孩子站在客厅，背后各背着一个小包袱。
“干吗背行李？”领头的学生厉声喝问。侯宝林平静地回答道：“听说要‘扫地出门’，我们提前做好准备。”一句话，让房间内的气压瞬间松动，几个学生忍不住笑场。随后，对方找来一顶高帽子要给他戴上；侯宝林竟从包里掏出一顶自制的纸帽，比那顶更高更滑稽，“我演出用的，比你们的专业。”笑声彻底打乱了批斗会的节奏，结果闹腾了半夜，最终“斗”不下去。
消息层层传到中南海，便有了开头的那句汇报。工作人员将细节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毛主席。主席原本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忽然发出爽朗的大笑：“他呀，就是这样见招拆招。”笑声停后又补了一句，“侯宝林是个好人，他没问题！”过了几秒，居然又重复了一次，“他真是好人。”屋里的人面面相觑，这两句话后来成了保护侯宝林最有力的“尚方宝剑”。
不得不说，在那几年里，文艺工作者身处风口浪尖，许多人扛不住压力。侯宝林却凭借机智与幽默多次化险为夷。汪东兴接到毛主席的口头指示后，安排人暗中照看；周总理也提醒北京市革委会，“注意方式方法”。北京说唱团的人后来回忆：“我们那阵子几乎天天跑‘造反派’据点，要人要档案，正是这层保护把侯先生拉了回来。”
1974年，全国人大四届代表候选人名单审核时，毛主席把票夹翻了又翻，最后在文化艺术界栏勾了侯宝林的名字。名单下发后，谢静宜跑去传话：“主席让您去人民大会堂。”侯宝林一时没反应过来，反问：“我能行？”谢静宜笑答：“主席说您行就行。”
那年冬天，代表资格正式宣布。休息时间，侯宝林坐在大会堂二楼的软椅上，对旁边熟人小声嘀咕：“谁能想到，我这张嘴能挨整，也能救自己。”他语气轻，却透出几分苍凉。十多分钟后，他起身走进会场，神情严肃，再无台上嬉笑。
细究起来，侯宝林的幸运并非偶然。早在1950年代，他就多次配合党政部门编写新段子，《练说北方话》《打扑克》等小节目贴近生产建设，新意十足。对文艺政策，他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对政治风向，他心里清清楚楚。正因为如此，毛主席才断言“没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京城里暗地流传一个说法：1968年那顶自制高帽子，侯宝林留了下来。后来他见年轻学员沮丧，就把帽子摊在桌上，淡淡地说：“记住，笑声是最硬的盾牌，但别胡乱挥舞。”不少后辈听完若有所思。
有人问我，侯宝林那次批斗是“巧嘴保命”还是“有人撑腰”？我更倾向二者兼有。脱离政治大背景谈个人机智，难免肤浅；一味强调上层关照，又忽视了文艺工作者与群众的情感纽带。真正支撑侯宝林走出黑暗的，是他把相声的“讽刺”与“自嘲”合二为一的功夫，也是他对时代风险的敏感度。
如今回看资料，68年那场闹剧在中央层面并未留下正式记录，只在零散回忆里若隐若现。但毛主席那两句“他是个好人”却屡被印证——1979年侯宝林重登舞台，观众席一票难求；1980年春他在工人体育馆表演《戏剧与方言》，掌声一次次打断段子，很多老工人激动得红了眼圈。
历史从不抽象，它凝聚在一个个人的际遇里。侯宝林的经历告诉我们：在动荡岁月，坚持专业、保持风骨、善用幽默，未必能彻底免疫，却可能瘦身风险。当年毛主席的那声大笑，也许不仅仅是被段子逗乐，更是对这种“以笑解困”精神的一种认可。
猜你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