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北京，一场特殊的会面在静谧中展开。一位从台湾远道而来的女士——徐继红，坐在时任公安部顾问姚伦的对面。空气中弥漫着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因为她的身份特殊：正是国民党军统“三大杀手”之一、外号“徐猛子”的徐远举之女。
在一番沉默的对视后，徐继红抛出了一个埋藏心底近20年的问题：“我不是来追责的，我只想知道，我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
徐远举，黄埔军校七期毕业生，本应前途光明，却一头扎进戴笠的特务组织，练就审讯、暗杀的“绝活”。沈醉的母亲曾评价他“圆眼尖嘴，看着就凶”，外号“徐猛子”，那张“随时准备咬人的疯狗”般的脸，成了无数革命者的梦魇。
他的“功绩”是用鲜血写成的：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摧毁《挺进报》，导致江姐等130多名地下党员被捕；策划遥控杨虎城将军灭门案，连几岁的“小萝卜头”也未放过；重庆解放前夕，下达“不准留下活口”的命令，制造“11·27大屠杀”，167名志士惨遭毒手。据不完全统计，死于徐远举之手的人数超过400人，他自己也在悔过书中承认罪行“震骇中外，令人发指”。
1949年，徐远举在昆明被起义的卢汉扣押，成了被上司毛人凤抛弃的棋子。历史开了个巨大的玩笑：曾经的施虐者，被关进自己亲手打造的人间地狱——重庆白公馆。
回到1991年的会客厅，徐继红的提问看似简单，实则隐藏着现实目的。当时的台湾政策规定：国民党时期军政官员若在大陆被俘后病亡，而非被判刑处决，其家属可向当局申请抚恤金。徐继红此行的真正目的，正是为了拿到一份大陆官方出具的、带有公章的死亡证明。
这不仅是解开心结，更是为了完成家庭在现实层面的生存需求。几十年前，她的父亲作为国民党最锋利的“刀”，与共产党殊死搏斗；几十年后，她却需要共产党的官方文件，去向国民党当局申领一笔钱。曾经的意识形态对立、血海深仇，在时间的冲刷下，最终被简化成了一道横跨海峡的行政审批程序。
接待徐继红的姚伦，正是当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负责人。他深知，无论徐远举曾犯下多大的罪行，眼前这个女人首先是一个女儿。历史的恩怨再大，也不应由下一代来无休止地背负。姚伦从档案中找出徐远举死亡的全部记录，详细写明死亡时间、地点、病因及抢救过程，并以官方名义盖章。
这份文件冷静、客观，没有任何情绪化的评判。徐继红拿着证明连声道谢，这笔“终极交易”至此完成。据说，回到台湾后，她凭着这份证明，成功领到了那笔抚恤金。
徐继红的“交易”成功了，但她的父亲徐远举，生前却一直在进行一笔最终失败的“交易”。1956年，徐远举作为“重点改造对象”，被移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那一刻，他欣喜若狂，认为这是被重视的信号，是重获自由的希望。
为了活下去，为了早日获得特赦，这位曾经的“活阎王”开始了他的另一场“豪赌”——用彻底的坦白，交换自己的新生。他成了功德林里最积极的“卷王”：开会抢着发言，写检举材料比谁都多都快；写下长达20万字的《血手染红岩》，将自己所知的军统内幕和盘托出，这些材料至今仍是研究民国特务史的珍贵史料。
他还自费购买《资本论》，在书页上写满密密麻麻的批注。在悔过书中，他写道：“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感谢毛主席把我由鬼变成了人。”这一切，都是他摆在桌面上的筹码。他试图用自己的“合作价值”和“改造表现”，与政府做一笔交易，换取一张特赦令。
然而，命运再次与他开了玩笑。1959年第一批特赦，没有他；1960年，老同事沈醉被特赦，临走时拍着他的肩膀说：“下批肯定有你。”可是一批又一批，名单上始终没有“徐远举”三个字。他一次次作为在押战犯代表，上台致辞，送别获得自由的同伴，那份内心的煎熬与失落可想而知。
1973年1月19日，在缝纫组劳动时，徐远举因十几件衣服质量不合格被要求返工。这件小事，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认为自己被针对，积压了十几年的怨气、失望和绝望瞬间爆发，与检验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当晚，在北京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里，这位59岁的老人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举动——用一大盆刺骨的凉水从头浇到脚。
洗完澡后，他应声倒地，脑溢血急性发作。由于当时监狱管理制度的僵化和审批流程的繁琐，他未被及时送往大医院。直到21日上午，他才被紧急送往复兴医院，但为时已晚。一天后，徐远举抢救无效死亡。
周恩来总理在看到报告后，曾质问“为什么19号发病，21号才送医院？”，并下令调查。最终结论是：死亡的直接诱因是其自身行为，但救治过程确实存在延误。
徐远举的死，是他个人性格的悲剧，也是他那笔“人生交易”彻底失败的结局。他用尽全力想活下去，最终却以一种近乎自毁的方式，为自己的人生按下了停止键。
参考资料：
《沈醉回忆录》，沈醉著
《我的罪行实录》，徐远举原稿节选，载于《战犯改造纪实资料汇编》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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