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台湾省工委机关报《光明报》在台北、基隆等地秘密散发，其内容直指国民党腐败与美国干涉台湾事务。这一行动引发蒋介石震怒，下令保密局彻查。同年8月14日，特务通过跟踪散发报纸的学生，突袭基隆中学校长寓所，逮捕中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并搜出印刷器材与地下党名单。钟浩东虽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但特务通过其社会关系锁定了高雄工委负责人李汾。
1949年10月，特务利用打入高雄工委内部的奸细孙同仁，掌握了工委即将召开秘密会议的情报。31日，保密局特务包围会议现场，逮捕时任台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陈泽民在连续三天三夜的酷刑下（包括强光照射、殴打致肋骨骨折）彻底崩溃，供出了“老郑”（即蔡孝乾）的住址——台北泉州街26号，并透露张志忠负责军事系统的关键信息。
谷正文在获取陈泽民口供后，并未立即行动，而是采取“放长线”策略。从1949年9月开始，张志忠住所楼下出现了伪装成香烟摊贩的特务，对面大楼也部署了监视小组。特务每日记录张志忠的行动路线、接触人员，甚至破译其密信。经过三个月的蹲守，谷正文确认张志忠不仅掌握岛内潜伏干部名单，还在策划武装起义，遂决定实施抓捕。
1949年12月31日，张志忠骑自行车外出时，特务驾驶吉普车直接撞击，致其当场昏厥。随后，特务突袭其住所，搜出收音机、密码本及未销毁的《台湾民主联军作战计划》。与此同时，其妻子季沄（地下党员）被假扮三轮车夫的特务诱捕，夫妇二人同时落入敌手。
张志忠被捕后，台工委仅剩书记蔡孝乾一人。1950年1月29日，特务根据陈泽民提供的地址，在泉州街抓获蔡孝乾。但蔡孝乾趁指认联络处之机逃脱，后因难耐乡下清苦生活，于同年3月再次被捕并叛变。蔡孝乾不仅供出包括吴石、朱枫在内的400余名地下党员，还透露张志忠掌握“最后一批潜伏名单”，导致国民党特务对张志忠的审讯迅速升级。
张志忠，本名张梗，是台湾隐蔽战线最具传奇色彩的革命烈士之一。
1910年11月26日，张志忠出生于台湾嘉义新港乡福德村的贫苦农家。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社会不公，在他童年埋下反抗火种。
1924年，14岁的张志忠赴厦门集美中学求学，在这里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加入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参与创办反日刊物《共鸣》。
1926年返回台湾后，张志忠加入台湾无产青年会，组织嘉义地区抗日活动，1927年首次被捕入狱，却因此坚定了革命信念。
1932年，张志忠在厦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命往返台海重建被破坏的台湾共产党组织。1933年因“上海台湾反帝同盟事件”牵连被捕，他在狱中装疯卖傻，甚至吞食排泄物骗过日警，最终在保释期间成功越狱。历经艰险抵达延安后，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深造，并化名张光熙，在八路军129师从事对日反战宣传，成功策反日军俘虏秋山良照，组建“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冀南支部”。
抗战胜利后，张志忠奉调返台，任中共台湾省工委委员兼武装部长，与妻子季沄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全台发展地下组织。1947年“二·二八”起义期间，他在嘉义组建“台湾民主联军嘉南纵队”，攻占水上机场、接管警察局，一度控制嘉义市，并计划与谢雪红的“二七部队”会师。起义失败后，他转入山区坚持游击战，1948年组织“毋忘二·二八”标语运动，1949年筹备迎接解放，编写《武装斗争教材》并扩展游击队伍。
张志忠被捕初期，保密局特务对其使用老虎凳、辣椒水、电刑等酷刑，导致他全身血肉模糊、腿骨开裂、指甲脱落。保密局特务头子谷正文在回忆录中提到，张志忠是他经手的2000多名地下党员中“骨头最硬的”，保密局档案记载其“未供一人，未供一事”。
酷刑不能使张志忠屈服，保密局特务又将他的妻子季沄和儿子杨杨一同关押，试图以亲情动摇张志忠的抵抗意志。此前台工委副书记陈泽民因妻儿被威胁而叛变，特务认为这招有效，但张志忠不为所动。季沄在狱中同样遭受酷刑，1950年11月，她被以“叛乱罪”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临刑前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嘱托狱卒转交儿子，希望他长大后了解父母的信仰。
蒋经国认为张志忠掌握台工委武装，极为重要，曾两次亲自到狱中劝降，承诺给予张志忠“台湾省副主席”等高位，均遭严词拒绝。张志忠回应蒋经国：“你要是真想帮我，就让我快点死。”蒋经国劝降无果，国民党仍不死心，又伪造张志忠与蔡孝乾、陈泽民等人的联名劝降公告，试图瓦解地下党组织，但张志忠从未参与联名。
张志忠在狱中被关押近五年，期间持续遭受审讯与精神压迫。他组织难友批斗叛变的蔡孝乾，痛斥其“侵吞经费、贪图享乐”，并隔着铁窗鼓励其他难友：“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死”。1954年3月16日，国民党当局以“意图颠覆政府”罪判处张志忠死刑，他在台北马场町刑场高呼“中国人民解放万岁”后从容就义，终年44岁。
谷正文在回忆录中坦言：“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满，而张志忠虽然被判死刑，我对他的评价最高。”
1949年12月31日张志忠夫妇被捕时，他们的儿子杨杨年仅3岁。保密局特务最初将其作为威胁父母的工具，把他关押在台北看守所长达10个月。谷正文在回忆录中记述，杨杨在狱中表现出超越年龄的镇定，“常常安静地坐在母亲脚边，用蜡笔在报纸背面画画”。这种特殊的囚禁经历，使杨杨成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极少数全程目睹父母受刑的革命者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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