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大元帅的名单公布后，许多人心中都产生了疑问：红军的五大“山头”中，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以及南方游击队都诞生了元帅，为何唯独陕北红军没有出现一位元帅呢？要知道，在1936年中央对陕北红军进行整编时，其下辖的成建制军就有四个，兵力过万，更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救命落脚点”，实力并不逊色于其他“山头”。更令人好奇的是，这四个军的军长在后来的授衔中，军衔各异，有人成为上将，有人仅获少将，甚至还有人未能获得军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毛主席曾指出：“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这句话在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陕北红军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山头”，其贡献不容小觑。如果没有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打下的陕甘根据地，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可能连一个安稳的落脚点都难以找到。然而，为何这个“山头”却未能诞生一位元帅呢？这其中的核心原因，其实隐藏在“领军人物的际遇”之中。
与其他“山头”相比，红一方面军有朱德、林彪等始终在关键军事岗位上的将领，红二方面军有贺龙统筹全局，南方游击队有陈毅坚持斗争。而陕北红军的情况则较为特殊。其创始人谢子长在1935年便因伤重牺牲，另一位灵魂人物刘志丹也在1936年东征作战时不幸阵亡。两位核心将领、根据地奠基者牺牲时，都才30出头，正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候。
如果他们能够活到建国后，凭借着“创建陕北根据地”和“为红军提供落脚点”的功劳，完全有资格冲击元帅军衔。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后续能够挑大梁的高岗，虽然曾任红26军政委、东北军区司令员，并在抗美援朝时协助彭德怀统筹后勤，但1955年授衔前，他因政治问题被处理，未能参与授衔。
除了领军人物的际遇之外，“融合早，职务调整大”也是陕北红军未能诞生元帅的一个重要原因。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陕北红军很快就与中央红军、红二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整合。红26军、红27军被编入红十五军团，后来又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在这个过程中，军长们大多改任副职或地方职务，导致在战功积累上差了一截。
1936年整编后的陕北红军四个军中，红27军军长贺晋年是土生土长的陕北将领。他早年在国民党部队中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后来带领群众创建陕北游击队，从基层连长逐步成长为军长。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他率领红27军在榆林、绥德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有效牵制了国民党军的地方武装，为根据地稳定立下汗马功劳。解放战争时期，贺晋年奔赴东北战场，不仅成功剿灭谢文东、李华堂等长期盘踞的匪患，还参与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战后，他升任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副司令员。
建国后，贺晋年担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分管防空、装甲兵等重要军事部门。然而，1954年高岗事件发生后，因与高岗工作交集密切，贺晋年受到牵连。1955年首次拟定授衔名单时，他仅被定为大校军衔。贺龙、彭德怀得知后当即向毛泽东反映情况，认为贺晋年是陕北红军的元老，当年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全靠他和战友们提供物资支援，授予大校实在不妥。毛泽东也认为评定偏低，明确表示贺晋年的贡献和资历至少应授少将。最终，贺晋年的军衔被调整为少将，虽与预期有差距，却也体现了对其历史贡献的认可。
红28军首任军长是刘志丹，1936年他在东征战役中牺牲后，部队指挥权交由宋时轮接任。宋时轮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具备系统的军事理论素养，作战风格勇猛且善于谋略。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领部队在冀东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员，参与淮海、渡江等关键战役。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宋时轮率领第9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顶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与美军激战，虽因极端气候遭遇较大伤亡，却成功遏制了美军北上势头，为后续战役奠定基础。
建国后，宋时轮逐步转向军事教育领域，致力于培养新型军事人才。1955年，他凭借在革命战争中的卓越战功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四位军长中军衔最高的一位。
红29军的指挥权经历过两次调整。首任军长萧劲光来自红一方面军，任职不久便调回中央军委工作。随后由陕北本地将领李仲英接任军长。李仲英早年曾在杂货铺当学徒，后受谢子长革命思想感召加入红军，从普通士兵逐步晋升。他作战时敢于冲锋陷阵，任连长期间曾带领一个排成功端掉敌人炮楼，缴获大量武器装备，被刘志丹称赞“打仗有股狠劲”。然而，李仲英的军旅生涯多次经历岗位调整，时而率军作战，时而负责统一战线工作，还曾在抗日军政大学担任军事教员。解放战争后期，他仅担任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第14旅副旅长兼参谋长。
建国后，李仲英出任甘肃临夏军分区司令员，负责当地剿匪和民族工作。因在处理民族矛盾时采取简单急躁的方式，不久后被调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管教处处长。此后，他被举报“吸食鸦片”“利用职权牟取私利”。为此他曾多次申诉，称肺部因战负伤吸食鸦片是用于镇痛且经张闻天批准；所乘轿车为老战友王震所赠并非贪污所得。但申诉未被采纳，最终他被开除党籍并安置在西北高干疗养院闲赋。1961年他因病去世，未能参与1955年授衔。
最后看红30军军长阎红彦，他是陕北红军的核心创始人之一。1932年陕甘游击队成立时，他便与谢子长、刘志丹共同担任领导职务，任第一大队大队长，在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阎红彦率领部队在西北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保卫陕甘宁边区安全。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纵队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主要负责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为战役胜利提供有力支持。
1949年重庆解放后，阎红彦转入地方工作，先后担任川东人民行政公署主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川省副省长等职，逐步脱离军队系统。1955年授衔前夕，考虑到陕北红军需要一位将领代表参与授衔，经中央军委研究决定，紧急任命阎红彦为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使其重新回归军队序列。最终，他以这一职务被授予上将军衔。
说白了，陕北红军未能诞生元帅，并非因为部队实力不足，而是天时和人事的巧合所致。整编后陕北红军四位军长的军衔差异，既与他们的战功、资历直接相关，也受时代环境、工作岗位调整等因素制约。无论如何，陕北红军当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为红军保住“落脚点”，这份功劳比军衔更值得被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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