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感到磁场有些微弱，恰逢出差至江西景德镇，便决定顺道前往南昌，探访邓小平在“文革”期间谪居三年的地方——那里有著名的“邓小平小道”。
尽管无数次在书中读到邓小平的这段经历，但实地探访，感受终究不同。据他女儿毛毛所述，邓小平当年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位于南昌城郊，过赣江的八一大桥后，需走上半天才能到达。
然而，如今城市已大变样。我从南昌东站驱车不过半小时，便来到了拖拉机厂门口。哦，如今这里已是邓小平小道陈列馆，虽非节假日，仍有不少人前来参观。
这里是邓小平六十多岁时，遭遇人生低谷的见证地。我徘徊其间，翻出之前写的一篇文章，试图感受他是如何度过那段时光的。
时间回溯到1969年10月，中央安排“战备疏散”，邓小平被安排前往江西。尽管此事来得突然，但他对前来宣布决定的汪东兴提出了三个请求。
第一，带继母夏伯根一起去。
邓小平的这位继母是四川嘉陵江上一个船工的女儿，从小吃过苦，经历的事情多。邓小平被“打倒”后不久，子女被赶出中南海，全靠她一人照顾。邓小平与她毫无血缘关系，但依然把她当生母对待。此次离京不知时间长短，也不知前途几何，继母是他想到的第一个人。
第二，把现在卧室的窗帘带去，因为邓夫妇习惯睡觉时保持室内黑暗。
第三，做几个大木箱，把家里的书带些去。邓家有丰富的藏书，包括马列、历史、文学等等。行前，他们把书挑选出来，装进大木箱里。邓的女儿说，他们知道，在今后的岁月里将由这些书来陪伴那些不眠的日日夜夜。
这三个请求，就是邓小平面对生活的变故时，给出的三个要点：
睡好觉，读好书，顾好眼前人。
1969年10月22日那天，一架老式的伊尔-14飞机从北京沙河机场起飞，飞往千里之外的江西。机上载着邓小平一家三口，和他的窗帘，他的书。
据说进舱门之前，邓公回头望了一眼，想看看久未谋面的北京城。可除了空旷的机场，什么也看不见，随即转头进了飞机。
邓小平落脚在南昌附近的新建县。他不知道的是，周恩来在他到来之前做了精心的安排。
原本，江西方面准备把他们安排到赣州，周恩来觉得太远，于是指示江西方面说，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了，得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们安排在南昌附近：
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最好是独房独院，还能在院里做些活动。
从这个指示里，可以看到周总理做事之细，也可以看出邓周关系之深。在小平小道陈列馆里，展示着总理指示的复制件。
有总理的“具体指示”，江西方面还真找到这样一幢小楼。那里原本是南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的居所，当地人俗称“将军楼”。对这个新居，邓公夫妇俩表示满意，陪着来的“专案组”也认可，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临回北京交差前，他们问邓小平还有什么要求。邓公的回答，令他们大感意外：
我同意中央对我的安排，我到江西来了，但我还会出来工作的，我还能为党工作十年。
毛泽东曾评价邓小平是“钢铁公司”，这座“钢铁公司”即便是遇到“停产”，本身的硬气也还是在的。
在那幢小楼里，邓夫妇住二楼，一楼住着一位干事，承担保卫加监管之责。话说有一天，干事来到邓小平面前，让他写一个心得体会。邓公听后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说了一句：
有事我会给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的。
这个话，颇有点还轮不到我来给你写报告的意思。革命家张鼎丞的女儿张九九，曾经去小楼探望过邓小平。她描述说，那完全不像一个被“打倒”的人：
邓老爷子的威严和他的气势，一点都不减当年。
在“将军楼”里发生过很多故事，只是它还位于步兵学院的校园内，并未对外开放，我觉得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来江西时的邓小平已经65岁，他还有没有后续，身体是很关键的。
所以，可以看出邓公是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意志，不让它垮掉。举个例子，江西的冬天潮湿而寒冷，他是坚持用冷水擦澡的，并且颇为自豪地对家人说：
我冬天洗冷水澡，就不怕冷，还可以提高身体抵抗力。
根据安排，他不能干坐在小楼里，还必须到附近的拖拉机厂“监督劳动”。职工们看到这位“新职工”，不仅是万万没想到，更是一整个惊呆了。
大家不敢说，不敢问，只按规定叫“老邓”。
这个工厂现在全部开放了，邓小平劳动的车间是其中的重头戏。在车间里，“老邓”是一位钳工，主要负责用锉刀锉零件。这是他过去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做过的工种，没想到四十年后又派上了用场。
陈列馆中展陈的油画名为“老钳工”。
一个管理过百万大军的人，如今只能管理手中的一把锉刀，这个落差大到甚至有点穿越。
他没有摸鱼，而是老老实实地上工。关于这一段，《邓小平年谱》里只有一句简单的描述：
1970年夏，坚持每日去工厂劳动，做工时衣衫常常被汗水浸透。
夫人卓琳补充了一个细节。有一天，她见邓小平一直站着操作很累，就让他找把椅子坐下来弄。邓小平则对他说：
你不知道啊，我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邓公说话的一个特点是，简单的话里仿佛透着隐喻。譬如那句“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还有就是这句“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我最初一看到就记住了。
就是在最低谷的时候，邓公似乎也维持着一种稳的状态，没让精神垮下去，甚至还保持着一种原有的姿态。
唯独有一件事，能让“钢铁公司”放下姿态，那就是为儿女的事。
从公开的资料里可以看到，三年多时间里，邓公不断为子女的看病、就业、生活甚至婚姻问题致信汪东兴。在那些信里，丝毫看不出他曾是一位身居高位的领导者，完全就是一个忧心忡忡的老父亲。
其中，大女儿邓林年龄已大，身体不好，可以说是他的一块心病。1970年2月9号，他在给汪东兴的信里写道：
她已有二十八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则更是我和卓琳最大的奢望了。
当年9月13号，他又为同样的事，去信汪东兴：
大女儿仍在河北宣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配，我们夫妇仍然希望你能给予帮助。
他的这些信，有时能有回应，有时没有回应。而对于受他牵连的大儿子邓朴方，邓小平的感情就更复杂了。他无法多说，只能多做。据女儿毛毛描述：
高位截瘫必须每两小时翻一次身，否则会长褥疮。特别是父亲，就每天帮他翻身，晚上也要起来数次。
在低谷期里，家庭都是支撑一个人走出困境的力量。但前提是，你要为它付出，它才会给你力量。
邓小平在身处逆境时，更加努力地履行他对家庭的责任。因此在遭逢浩劫之后，一大家人还能整整齐齐在一起，这是他毕生相当成功的一点。其实这就是专注当下。
在专注当下的同时，外面的声音也会传到他的耳朵里。
在工厂劳动时，邓小平甚少与人言语。唯独有一次，他主动对车间主任陶排长说，大儿子在家里没什么事干，如果你们家里有收音机需要维修，可以找他。陶排长看到老邓如此为儿子操心，虽然很感动，但是无奈地说：
不瞒你说，我家只有四五十元收入，小孩有四个，还有老人，哪里有钱去买收音机啊。
图为邓小平劳动车间。
听到这话，“老邓”心里五味杂陈，便不再言语。邓公毕竟是邓公，他不会只是一个钳工。他深陷囹圄，却也关注着外面的世界。而外面的世界，有点让他心塞。
有一回，插队的小儿子回来看他，“老邓”很高兴。吃饭时，小儿子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当时社会里种种混乱的状况。邓公听着，眉头紧锁，一直没吭气，最后很严肃地说了一句：
你们知道，你们说的都是一些很坏的议论！
说这话时，小女儿毛毛也在场，日后她在书中写道，父亲是一个政治家，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他不可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什么也不能说。他只能把思考和信念，深深地藏在心底。
当年为了方便邓小平夫妇去劳动，工人在他们居住的小楼和工厂之间，拓出了一条小步道，就是今天所称的“小平小道”。
有人说，邓小平在小道上走了三年，充满了他对中国未来的思索，也为日后实行改革开放埋下了伏笔。
邓公当时走在小道上具体想了什么、怎么想的，已经很难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条小道就是他人生低谷的一个写照，成为他整个人生传奇的一部分。
邓公的风格是，在深陷低谷时他的态度是轻描淡写的，在回望低谷时，他的态度也是轻描淡写的。
多年后，小女儿将江西的生活写成一篇文章，在报上发表后送给父亲阅览。这份报纸被放大后，置于小平小道陈列馆的入口大厅处。上面清晰看到邓小平用红笔的评语，没有别的话，就是四个字：
写得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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