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我曾是一名调查记者，供职于中国一家顶尖媒体。虽然在那里只待了一年半，未能取得显著成就，但那段经历仍让我深感自豪。
某日，领导告知我，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正部级）的于幼军出事了，并指派我前往他政治生涯的起点——广州和深圳，进行深入调查，争取撰写一篇有深度的报道。
回想起初入记者行当时，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南方报业。那时，于幼军还是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他以出色的官声著称。正是在他的主导下，广东的意识形态领域焕发了新的活力，广州也一跃成为中国报业的中心，三大报业集团不仅声名远扬，更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广州房地产市场低迷，许多地块无人问津。政府不得不动员现金流充沛的三大报业集团购地。这些集团的领导们当时抱着“被逼良为娼”的心态购买了地块。然而，十几年后，当媒体行业陷入困境时，这些地块却成为了他们生存的重要支柱。
当然，这是题外话。
于幼军的最大功绩之一，是顶住了中央的压力，与谢非等老同志共同保住了《南方周末》。当时，《南方周末》是京城左派的眼中钉，多次面临被关停的危机。当然，如今它已无需再担心被关停，就像人到中年，变得更为沉稳和顾家。
后来，于幼军调任深圳市长。那时，深圳有一位民间意见领袖呙中校，他撰写了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于幼军还曾邀请呙中校及其他几位民间人士进行座谈，这一事件一度成为热点。
然而，几年后，于幼军离开了深圳，而呙中校则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捕。
于幼军（左）与呙中校
言归正传，
对于落马官员的调查，了解内情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前往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寻找那些可能与他们有过矛盾的人。或许，从这些人那里能获得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在两个月的调查期间，我确实接触了几十个与于幼军在不同阶段有过交集的人。然而，令我意外的是，大家都对他赞不绝口。我总不能在一个官员落马时，还为他鸣冤叫屈吧。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广东鲁迅学会的几位老先生激动地表示，要去北京为于幼军站台。
于幼军的政治生涯起步于对鲁迅的研究。当年，他还是一个工厂里的青工时，就因撰写了几篇研究鲁迅的论文而被发掘。从此，他从一个普通的政工干部逐渐成长为主管一省意识形态的大佬。
和遍布广东政坛的南下干部弟子一样，于幼军也是南下干部的后代。但他的才华并非完全来自家族背景，而是源于他自身的努力和天赋。
后来，我多少摸到了一些于幼军事发的原因。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他不应该得罪的人请他办事，但他从湖南到山西都坚持不办。于是，双方反目成仇，于幼军被举报以权谋私。然而，这些举报都是莫须有的事情，根本无法写成报道。
于幼军也是个神人。在被闲置期间，他每天准时带着水和面包去图书馆写作。历时三年，他与另一个传媒大佬——原广州日报主编黎元江（这也是个神人，在监狱期间拿下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学位）合著了三大卷数百万字的《社会主义五百年》。
插几句闲话，广州媒体办得最好的并不是什么南方报业、广州报业，而是一张内刊——《番禺监狱报》。广东被抓的顶尖媒体人，从广州日报的领头羊黎元江到南方都市报的创始人喻华峰，都曾在这儿当过编辑。他们业余创办的《番禺监狱报》质量一直在司法系统里评价最高。
喻华峰也是个神人。他和黎元江一样，也是人大新闻系毕业。但他没有一直从事内容工作，而是负责经营。南方都市报初创时，经常发不出工资，他自己竟然偷偷垫了近一百万。
据我一个朋友说，喻华峰快出监狱时，他们装成家属探视，希望猎头请喻华峰出来后出任他们家的总经理。但喻华峰不好意思地说，一个全球知名的投行前不久也借与他妻子探视时已经来挖过他了。
喻华峰后来还是选择了自己创业。他做的生鲜电商品牌你可能听过，叫“本来生活”。
人非圣贤，不要用过高的道德标准去苛求。只要他于官于己，问心无愧，就行了。
最后，祝愿已经成为教书匠的于幼军老师，好好休养，继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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