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吴石将军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三位主审官原本均倾向于判处无期徒刑。然而，蒋介石却突然改变决定，亲自下令枪决。这一转变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当我们翻开《蒋介石日记》，会发现枪决吴石将军的决策，早在毛人凤的权谋布局中悄然酝酿了三年。
一、蒋介石日记中的线索
1950年1月29日的《蒋介石日记》中记载：“朝课后，修正军事教育制度演讲稿，召见人凤与孟缉后，再修正二十年庐山带兵练兵用兵之道演讲稿。” 这句话中的关键在于“召见人凤与孟缉”，人凤即毛人凤，孟缉则是叶翔之，这两人在《沉默的荣耀》第二集中已有出现。
1月29日，这一天成为了整个案件的关键节点。“台工委”领导人蔡孝乾在这一天首次被捕。毛人凤与叶翔之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面见蒋介石，绝非偶然。他们意图利用台工委高层的“捷报”，为自己的晋升之路铺平道路。
蔡孝乾逃走后，引发了国民党的全面恐慌和全岛疯狂搜捕。最终，蔡孝乾在回住所拿衣物时再次被捕。谷正文发现了他身上带有“吴次长”字样的钞票，紧接着蔡孝乾供出了“南方陈太太”的线索。
按照时间顺序，朱枫在2月26日夜间吞金自尽，被敌人发现后用飞机运回岛上抢救。事实上，即便没有朱枫的供词，保密局已经传讯和扣押了聂曦上校，毛人凤此时已经开始着手对付吴石将军。
二、蒋介石定律与冤案制造
2月27日夜里，吴石将军的夫人王碧奎首先被捕。谷正文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蒋介石的训话：“敌人就在你身边，你们却不知道他就是奸匪……奸匪就在你身边……” 蒋介石训话近一个小时，最后下了一个结论：“丈夫是奸匪，太太不一定会是奸匪；但是，反过来，太太是奸匪，则丈夫就一定是奸匪。”
这段看似荒唐的“蒋介石定律”，却成为了白色恐怖时期特务们制造冤案的万能法宝。李敖在《白色恐怖述奇》中称之为“蒋介石定律”，许多特工人员后来都任意援用此定律，在毫无具体证据的情况下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
按照《朱枫传》的说法，毛人凤故意多等了一天，到了2月28日晚上，保密局的特务们从家中带走了吴石。先抓将军的妻子，再抓吴石本人，这是毛人凤的“缓兵之计”，意图逼着这位抗日名将在慌乱中自露破绽。
实际上，毛人凤在一天前就已经拿到了逮捕令。1950年2月27日的《蒋介石日记》中记载：“下午人凤报告吴石通匪有据，殊为寒心，令即逮捕。” 谷正文在1994年发表于《传记文学》的文章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保密局”逮捕王碧奎的当晚，吴将军就服用了多粒安眠药，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由于“保密局”已经对吴宅进行监控，他的异常很快被人发现。意识尚清醒的吴石又拨出左轮枪，对准自己，但手枪被人夺了下来。
谷正文的文章刊发于《传记文学》66卷第1期《关于吴石案的一些补充》。由此可见，在恶运降临的紧急关头，吴石这位勇敢的抗日将军也像朱枫那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以死抗争”。
毛人凤对于朱枫还是有所优待的，他们对于吞金之后的朱枫“实施紧急救治，始获保全性命”，并企图以“攻心”和“感化”来劝降朱枫。结果朱枫用十行纸写了“一大本回忆录”，讲述了自己的入党经过，对于敌人想要的情报只字未提。
三、权利的盛宴与蒋介石的恐惧
为了扩大手中的权利，毛人凤打算置吴石于死地。1949年7月间，蒋介石亲自出马，召集各特务机关负责人及其嫡系，秘密成立了由蒋经国、唐纵、郑介民、毛人凤、毛森等人为委员的核心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统一情报工作。
表面上，这是情报系统的“大整合”；实际上，这是老蒋与小蒋父子间情报系统的分赃和让渡。毛人凤代表保密局，郑介民代表国防部二厅，张镇代表宪兵特高系统，叶秀峰代表中统，毛森、陶一珊代表警（察）、保（安）、稽（查），彭孟缉代表警备司令部。这群人在封闭的岛上找到了新的狩猎场。
蒋经国被任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直接控制情治机构、负责监督机密事务。此时，毛人凤作为“总裁办公室”的要员，位居一人（蒋经国）之下，万人之上。更让毛人凤感觉“如日中天”的是：在岛上，特工系统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乃至与军队、党务并称为蒋介石的三大支柱。
3月27日，蒋介石在做完早课之后，在家中召见毛人凤，听取了吴石案的意见。蒋介石在听完意见之后，到了办公室首先就“先指示批核公事”。随后，蒋介石又听取了“李朋与洪國式二大案破獲之經過”。在毛人凤的讲述下，蒋介石感到后背发凉，他在日记中写道：“更覺匪諜之嚴密精明可畏也”。
独裁者的恐惧飞快地转化为对于情治系统的进一步放权。当天下午，蒋介石就召开会议，商讨香港情报组，加强跟英国进行情报合作。这就是大队长的认知闭环，他宁可相信岛上藏着十万匪谍，也不愿承认民心尽失的事实。
四、刑场的令箭与镇压人心
到了1950年6月，蒋介石为了巩固地位，强化“整肃”气氛，突然宣布“吴石案”与“陈仪案”一起处理。早在1948年8月，陈仪就联合汤恩伯打算发动“浙江起义”，要求汤恩伯在解放军渡江时调转枪口。没想到，汤恩伯却拿着陈仪的信向蒋介石告密。
已经“下野”在浙江溪口养病的蒋介石立即做出紧急措施，免去陈仪浙江省主席职务，并将其扣押。光头在西安事变中的心理阴影终于在岛上扩散成了大片的毒瘤。
1950年6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的第9条写道：审判陈仪与吴石案之宣判。由此可见：恐惧是专制最有效的营养剂，枪毙陈仪和吴石就成了“镇压人心”的催化剂。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特别军事法庭”开庭了。整个宣判时间只有十分钟，审判长匆匆问过四名“要犯”的姓名、年龄和籍贯后，就匆匆“宣示死刑判决，并称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立即执行”。这只是蒋介石事先安排好了的“法定过场”而已。
实际情况是，蒋介石亲自“核准”的《总统宁高字390084号》杀人密令已于开庭前一日送达“军法局”，蒋鼎文扮演的不过是个“照本宣科”的角色罢了。毛人风也借助“陈仪案”与“吴石案”的并案，完成了对小蒋献上的投名状。
接踵而来的“整肃失职高级军政官员”的运动中，尤其是带兵打仗的将领如胡宗南、李延年、李天霞等黄埔系几乎全是“罪臣”。所以，6月10日的枪声必须响起，既要为“整肃失职将领”祭旗，更要掩盖军事溃败的真相。
五、历史的启示与两岸的未来
电视剧《沉默的荣光》引发了两岸的激烈讨论。我们突然发现：毛人凤、谷正文们当年制造的“白色恐怖”，最终成为了两岸和平统一的“启示录”。当年，吴石、聂曦、朱枫的鲜血渗进台北马场町的土壤，它浇灌的不只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归途，更在警示后人：任何用暴力封堵两岸统一的企图，终将被时代的洪流冲垮成历史的残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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