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感到自己的磁场似乎有些微弱，恰逢出差至江西景德镇，便决定顺道前往南昌，探访那片承载着邓小平在“文革”期间三年谪居记忆的土地——著名的“邓小平小道”。尽管无数次在书中读到他的这段经历，但实地探访，那份体验终究是独一无二的。
在邓小平女儿毛毛的著作中，我了解到，邓小平当年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位于南昌城郊，过了赣江的八一大桥，还需走上半天才能抵达。然而，如今的城市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拖着行李从南昌东站驱车不过半小时，便来到了拖拉机厂门口，这里如今已是邓小平小道陈列馆。尽管并非节假日，但仍有不少游客前来参观。
这里，是邓小平在六十多岁时，遭遇人生低谷的见证地。我徘徊其间，翻出之前撰写的一篇文章，试图感受他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时光的。
时间回溯到1969年10月，中央决定进行“战备疏散”，邓小平被安排前往江西。尽管这一决定来得突然，但他对前来宣布的汪东兴提出了三个请求。
首先，他希望带继母夏伯根一同前往。这位继母是四川嘉陵江上一个船工的女儿，从小历经苦难，见多识广。邓小平被“打倒”后，子女被赶出中南海，全靠她一人照顾。尽管与她无血缘关系，但邓小平始终将她视为生母。此次离京，前途未卜，继母是他最牵挂的人。
其次，他希望带上卧室的窗帘，因为他和夫人习惯在黑暗中入睡。
最后，他请求制作几个大木箱，带上家中的部分藏书，包括马列、历史、文学等各类书籍。行前，他们精心挑选，将书装进木箱。邓小平的女儿回忆说，他们知道，未来的日子里，这些书将陪伴他们度过无数不眠之夜。
这三个请求，体现了邓小平面对生活变故时的三个要点：
睡好觉，读好书，顾好眼前人。
1969年10月22日，一架老式的伊尔-14飞机从北京沙河机场起飞，飞往千里之外的江西。机上载着邓小平一家三口，以及他的窗帘和书籍。
据说，进舱门前，邓小平回头望了一眼北京城，但除了空旷的机场，什么也看不见。他随即转身，走进了飞机。
邓小平落脚在南昌附近的新建县。他不知道的是，周恩来在他到来之前已做了精心安排。原本，江西方面准备将他们安排到赣州，但周恩来认为太远，担心邓小平年事已高，生病不便。于是，他指示江西方面将他们安排在南昌附近，最好是一栋两层小楼，独房独院，方便活动。
从这一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总理的细心，以及邓周之间的深厚情谊。
在邓小平小道陈列馆里，展示着总理指示的复制件。有总理的“具体指示”，江西方面果然找到了一幢符合要求的小楼，原本是南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的居所，当地人俗称“将军楼”。邓小平夫妇对这处新居表示满意，陪同的“专案组”也认可，任务圆满完成。
临回北京交差前，他们问邓小平还有什么要求。邓小平的回答让他们大感意外：
我同意中央对我的安排，我到江西来了，但我还会出来工作的，我还能为党工作十年。
毛泽东曾评价邓小平是“钢铁公司”，即便遇到“停产”，本身的硬气也依然在。
在那幢小楼里，邓小平夫妇住二楼，一楼住着一位干事，承担保卫加监管之责。有一天，干事让邓小平写一个心得体会。邓小平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说：
有事我会给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的。
革命家张鼎丞的女儿张九九曾去小楼探望邓小平，她描述说，邓小平的威严和气势，一点都不减当年。
在“将军楼”里发生过很多故事，只是它还位于步兵学院的校园内，并未对外开放，我觉得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来江西时，邓小平已经65岁，他的身体状况至关重要。因此，他有意地锻炼自己的意志，不让它垮掉。江西的冬天潮湿而寒冷，他坚持用冷水擦澡，并颇为自豪地对家人说：
我冬天洗冷水澡，就不怕冷，还可以提高身体抵抗力。
根据安排，邓小平不能干坐在小楼里，还必须到附近的拖拉机厂“监督劳动”。职工们看到这位“新职工”，惊讶不已，只按规定叫他“老邓”。
这个工厂现在已全部开放，邓小平劳动的车间是其中的重头戏。在车间里，“老邓”是一位钳工，主要负责用锉刀锉零件。这是他过去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做过的工种，没想到四十年后又派上了用场。
陈列馆中展陈的油画名为“老钳工”。一个管理过百万大军的人，如今只能管理手中的一把锉刀，这个落差大到甚至有点穿越。
他没有摸鱼，而是老老实实地上工。《邓小平年谱》里只有一句简单的描述：
1970年夏，坚持每日去工厂劳动，做工时衣衫常常被汗水浸透。
夫人卓琳补充了一个细节。有一天，她见邓小平一直站着操作很累，就让他找把椅子坐下来弄。邓小平则对她说：
你不知道啊，我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邓小平说话的一个特点是，简单的话里仿佛透着隐喻。譬如那句“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还有就是这句“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我最初一看到就记住了。
即便是在最低谷的时候，邓小平似乎也维持着一种稳的状态，没让精神垮下去，甚至还保持着一种原有的姿态。
唯独有一件事，能让“钢铁公司”放下姿态，那就是为儿女的事。从公开的资料里可以看到，三年多时间里，邓小平不断为子女的看病、就业、生活甚至婚姻问题致信汪东兴。在那些信里，丝毫看不出他曾是一位身居高位的领导者，完全就是一个忧心忡忡的老父亲。
其中，大女儿邓林年龄已大，身体不好，可以说是他的一块心病。1970年2月9号，他在给汪东兴的信里写道：
她已有二十八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则更是我和卓琳最大的奢望了。
当年9月13号，他又为同样的事，去信汪东兴：
大女儿仍在河北宣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配，我们夫妇仍然希望你能给予帮助。
对于受他牵连的大儿子邓朴方，邓小平的感情就更复杂了。他无法多说，只能多做。据女儿毛毛描述：
高位截瘫必须每两小时翻一次身，否则会长褥疮。特别是父亲，就每天帮他翻身，晚上也要起来数次。
在低谷期里，家庭都是支撑一个人走出困境的力量。但前提是，你要为它付出，它才会给你力量。邓小平在身处逆境时，更加努力地履行他对家庭的责任。因此，在遭逢浩劫之后，一大家人还能整整齐齐在一起，这是他毕生相当成功的一点。其实，这就是专注当下。
在专注当下的同时，外面的声音也会传到他的耳朵里。在工厂劳动时，邓小平甚少与人言语。唯独有一次，他主动对车间主任陶排长说，大儿子在家里没什么事干，如果你们家里有收音机需要维修，可以找他。陶排长看到老邓如此为儿子操心，虽然很感动，但是无奈地说：
不瞒你说，我家只有四五十元收入，小孩有四个，还有老人，哪里有钱去买收音机啊。
图为邓小平劳动车间。
听到这话，“老邓”心里五味杂陈，便不再言语。邓公毕竟是邓公，他不会只是一个钳工。他深陷囹圄，却也关注着外面的世界。而外面的世界，有点让他心塞。
有一回，插队的小儿子回来看他，“老邓”很高兴。吃饭时，小儿子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当时社会里种种混乱的状况。邓公听着，眉头紧锁，一直没吭气，最后很严肃地说了一句：
你们知道，你们说的都是一些很坏的议论！
说这话时，小女儿毛毛也在场，日后她在书中写道，父亲是一个政治家，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他不可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什么也不能说。他只能把思考和信念，深深地藏在心底。
当年为了方便邓小平夫妇去劳动，工人在他们居住的小楼和工厂之间，拓出了一条小步道，就是今天所称的“小平小道”。
有人说，邓小平在小道上走了三年，充满了他对中国未来的思索，也为日后实行改革开放埋下了伏笔。
邓公当时走在小道上具体想了什么、怎么想的，已经很难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条小道就是他人生低谷的一个写照，成为他整个人生传奇的一部分。
邓公的风格是，在深陷低谷时他的态度是轻描淡写的，在回望低谷时，他的态度也是轻描淡写的。
多年后，小女儿将江西的生活写成一篇文章，在报上发表后送给父亲阅览。这份报纸被放大后，置于小平小道陈列馆的入口大厅处。上面清晰看到邓小平用红笔的评语，没有别的话，就是四个字：
写得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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