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撰写两篇关于郑智化登机事件的文章后，一场由老读者引发的争论意外展开。尽管郑智化已清空社交媒体内容，但一位读者的观点促使我再次探讨"共情谁"的核心问题。这场争议不仅涉及明星与普通人的身份边界，更折射出代际认知差异与权力关系反转的深层逻辑。
长期关注本账号的读者深知，将郑智化简化为"台湾歌手"或"残疾人"的标签化讨论毫无意义。真正引发争议的焦点，在于他使用"没人性"指责升降机司机的情绪化表达。部分批评者认为，作为公众人物，这种表述对底层工作者构成不公。但需明确的是，"没人性"与"不是人"存在本质差异——前者更多是情绪宣泄，后者则属于人格侮辱，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这场舆论撕裂的本质，实为代际认知的激烈碰撞。有读者私信指出：
"郑智化事件的舆论撕裂，本质是经济共情引发的代际隔阂。"
70后粉丝群体对《水手》《星星点灯》的集体记忆，构建了他们对"白手起家"奋斗叙事的强烈认同。这种代际心理使他们更容易共情郑智化，却难以理解当代年轻人在职场压力下的生存困境。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年群体对自身未来失能状态的养老焦虑，可能强化了这种共情倾向。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年轻人对奋斗话语的疏离感愈发明显。他们更倾向于在《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等作品中寻找情感投射，因此将郑智化视为"功成名就的资本象征"。这种认知反差，使他们更易代入被斥为"冷漠"的升降机司机角色——这些在规则夹缝中求生的普通人，恰是年轻群体现实困境的镜像。
针对这种观点，笔者提出不同见解：
前半段分析颇具洞察力，但后半段对司机的共情想象缺乏事实支撑。视频显示，深航工作人员全程协助郑智化，而地勤司机多次拒绝调整升降机高度，并在视频结尾露出微笑。我们无法还原全貌，但司机作为垄断性机构代表的身份不容忽视。权力关系不应被简单倒置，否则将掩盖机构责任与个体行为的复杂关联。
当共情焦点从机场服务延伸至升降机司机，权力关系的易位现象值得深思。郑智化从行动不便的残疾人，转变为掌握话语权的知名歌手；而司机则从普通劳动者，变为垄断性机构的权力触角。这种角色转换，使事件分析不能停留于简单的阶层对立。
代际认知差异确实存在，但将其视为唯一解释框架存在局限。中老年群体对"努力就有回报"的信仰松动，更多源于社会结构变迁，而非单纯因年龄产生的认知固化。值得注意的是，将个体符号化的倾向可能遮蔽关键事实——正如不应将郑智化简化为"励志偶像"，也不应将司机视为"弱势打工人"的单一维度存在。
事件中的权力关系需要更精细的拆解。视频显示，深航工作人员（推轮椅者、空乘）与地勤司机（升降机操作者）存在明确分工。机场声明指出技术规范要求高度差，但未配备踏板的设计缺陷仍暴露服务短板。司机在沟通中是否履行解释义务、是否表达歉意等关键信息缺失，但其旁观姿态与疑似微笑的表情，确实构成了郑智化情绪化批评的事实基础。
将司机定义为"底层打工人"并全面共情的逻辑存在漏洞。在工作场景中，制服象征着机构权力的延伸，司机对升降机高度的解释权、对服务流程的掌控权，使其成为权力关系的上位者。这种场景与特殊时期保安阻止业主出入的案例类似——权力关系因场景转换发生反转，简单的阶层共情无法解释复杂现实。
现代社会的宽容精神，应体现在对情绪表达的适度包容。郑智化的"冷漠"评价虽显尖锐，但属于合理批评范畴；"没人性"的表述虽有情绪化成分，但未超出日常吐槽的边界。若将所有激烈言论视为侮辱，将导致公共讨论空间的萎缩，这种极端化倾向值得警惕。
这场争论的价值，不在于争论本身的对错，而在于推动无障碍通行体系的完善。近期大量残障人士出行体验视频的涌现，正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与其陷入无休止的立场辩论，不如回归事件本质——如何构建更包容的公共空间。正如禅宗所言"直心是道场"，真诚的讨论比完美的逻辑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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