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张明扬
9月18日（上周四）下午，上海、北京、浙江、江苏等多个经济大省相继公布了2025年社保缴纳基数。这一时间点较往年明显滞后，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按照惯例，每年6至8月，各地便会陆续公布社保缴费基数。然而，今年直到9月初，仅有5个省份公布了相关数据。这种“反常”的数据发布延迟，让市场一度充斥着各种猜测和担忧。
舆论今年对社保缴费基数调整格外关注，一个重要背景是：8月，最高法出台的“强制社保”司法解释在舆论场上引发了轩然大波，社保问题成为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超级关键词。
社保缴费基数之所以推迟公布，与“强制社保”的舆论风波不无关系。简单来说，社保相关部门可能希望避免在风口浪尖上进一步刺激公众情绪。
所谓社保缴费基数，直接与当地上一年度的社平工资挂钩，因此这两个数据通常同步公布。在此基础上，社保缴费基数的上下限分别为社平工资的300%和60%。
相比上限，社保缴费下限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原因在于，各地缴费下限往往高出当地最低工资数倍。这意味着，收入越低，社保占其收入的比例越高。社保缴费下限的存在，使得社保更像是一种“穷人税”，对低收入者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影响尤为显著。
如果说“强制社保”的传闻更多是市场的自我演绎和过度反应，那么社保缴费基数上调则是实实在在的“成本”。
为什么说是“上调”而不是“调整”呢？过去20多年，各地社保缴费基数几乎一年一涨，即便在疫情期间也未中断，形成了强大的制度惯性。每年的七八月份，市场尤其是中小企业大多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新缴费基数的出台。
这两天公布的社保缴费基数，市场的总体反应是中性的，或者说喜忧参半。
所谓“喜”，缴费基数涨幅不算大。上海涨幅为1%，北京、江苏和浙江均在1.5%左右。要知道，从2019年至2023年这短短5年间，上海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从每月4699元上涨至7310元，年均增长率超过9%。尤其是2021年，增幅竟达到21.3%。
所谓“忧”，缴费基数毕竟还是涨了。此前，由于数据迟迟未公布，市场一度憧憬今年的社保基数可能不涨。一方面，当前经济大环境不佳；另一方面，在“强制社保”的背景下，相关部门或许会以不涨来对冲和安抚社会情绪。
最值得玩味的是河北的情况。
根据河北医保局7月初公布的数据，2024年当地社平工资为6521.67元，相比上一年度的6534.25元下降了0.19%。按照通行的计算办法，今年的河北省社保基数也将同步下降。
然而，9月18日公布的河北社保基数却上涨了（6678元），缴费下限从3921元提高到4007元。
按照舆论最初的畅想，河北的“罕见”下调，虽是个例，但打破了社保缴费基数逐年上涨的惯例，为未来各地的“有升有降”提前打了个样。可没想到，畅想终究只是畅想，黄粱一梦而已。
下调个社保缴费基数为何就这么难呢？
很多人的疑问是，经济大环境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境况已经如此严峻，各大部委反复表态“保市场主体”，社保部门难道不应该共克时艰吗？
最合理的解释是，经济大盘的确很难，但社保的收支形势更难，火烧眉头，容不得社保缴费基数有任何“放水养鱼”类似的下调。
除了现实问题之外，可能还有一个面子问题。
按照现行的社保缴费基数通则，即直接取决于当地上一年度的社平工资，那么要下调社保缴费基数，就等同于“承认”当地社平工资不增反降。
这听上去似乎不是个事，但熟悉国内政治生态的人都知道这同样是一项实实在在的阻碍。
从目前的大趋势来看，如果想“冻结”，甚或下调社保缴费基数，基本大前提是社保收支状况有所好转，而实现方式无非有两途：一是冻结体制内高额退休金的涨幅，二是大力度划拨央企股权给社保基金，弥补当年“视同缴费年限”引发的空账。
在理想状态下，各地在决定社保缴费基数时应保有一定的弹性，比如那些社保增量和存量比较充足的地方，完全可以少收一些。
而事实上，前些年的深圳就是这么干的，当地社保缴费基数长期显著低于广东全省，但这几年由于“统筹”机制的引入，也就是社保富余的省得把钱拿出来全力接济社保见底的省，深圳这样的“社保特区”也显然不合时宜了。
但还是有一些地方，尤其是那些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也在煞费苦心地为企业减轻社保负担。比如浙江，2025年缴费基数上限是按照2024的社平工资300%确定，但缴费基数下限所参考的社平工资却是2023年的。虽然减少幅度有限，但已可见其折冲樽俎的努力。
“浙江经验”的精髓是，既不用正面挑战社保缴费基数形成机制的制度刚性，更不必承担“社平工资下降”的舆论风险，堪称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极致了。
其他社保有富余的民营经济大省，不仅可以照抄浙江的作业，还可以做更大胆的探索，比如社保缴费上限依旧可以维持在300%，而缴费下限可以从60%下调到55%甚至50%。
毕竟，缴费基数下限才是民间社会的痛点。
浙江的作业，怎么抄都可以，但有一点须臾不可忘，那就是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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