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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饭店的一场文化界晚宴上，觥筹交错，谈笑风生。
主角之一，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文化界的泰斗级人物。
另一位，身份则要复杂得多——爱新觉罗·溥仪，昔日紫禁城的“宣统皇帝”，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普通公民。
彼时的郭沫若，正主持一项极为重要的清史研究项目。
项目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坎：清朝留下了海量的原始档案，其中很多都是用满文书写的。
郭沫若和他的团队里，几乎没人能啃下这块硬骨头。
而刚刚在1961年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的溥仪，在郭沫若看来，简直是“从天而降”的完美人选。
谁比大清皇帝更懂大清的事？谁比爱新觉罗的子孙更懂满文？
宴会上，气氛恰到好处。
郭沫若拿出了一个自称是“乾隆御用”的鼻烟壶，想借此与溥仪拉近关系。
溥仪只是平静地看了一眼，便轻声说，这是民国时期的仿品。
后经专家鉴定，溥仪的判断分毫不差。
这一下，郭沫若虽有些尴尬，但对溥仪的眼力更是佩服。
时机成熟，郭沫若正式向溥仪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来科学院做自己的研究助理，专门负责翻译满文档案，并许诺了优厚的待遇。
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这无疑是一份体面且专业对口的工作，没人觉得溥仪有理由拒绝。
然而，溥仪沉默了片刻，抬头看着郭沫若，平静地吐出了五个字：“我不会满文。”
这五个字，如同一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湖面，瞬间让整个宴会厅陷入了死寂。
郭沫若当场愣住，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满是错愕与不解。一个满清皇帝，竟然说自己不懂满文？这听起来就像个天大的笑话。
一句“不会”，是托词还是真相？
溥仪真的不会满文吗？
从他自己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来看，此话不假。
他提到，儿时虽有满文老师伊克坦教学，但他生性贪玩，对这门枯燥的语言极度厌恶，十几年学下来，只学会了一个词：“伊立”，意思是“起来”，因为每次大臣跪拜后他都得说这句。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有研究发现，故宫保存的溥仪用过的英文课本上，留有他用满文做的注音。
这至少证明，溥仪掌握了满文的基础拼读和书写，绝非他口中“完全不会”的水平。
清朝皇室对满语学习有严格规定，作为皇帝，溥仪不可能完全绕开这项“祖宗家法”。
那么，溥仪的回答，更像是一句精心选择的“半真半假”的托词。
它既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又具备一个完美的防御效果——这是一个无法被当场验证，也无法被强迫的个人能力问题。
郭沫若学识再渊博，也无法对溥仪说：“不，你会，你必须来。”这五个字，看似简单，实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壁垒，干脆利落地结束了对话。
拒绝的背后
要理解这句拒绝的深层含义，必须回看溥仪当时的心境。1959年12月，53岁的溥仪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走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长达十年的改造生涯里，他经历了从“真龙天子”到普通人的巨大心理重塑。他学会了洗衣、缝补、打扫卫生，这些过去由无数人伺候的日常琐事，成了他重获新生的“技能”。
他不再是“朕”，而是编号981的战犯。
他不再是万岁爷，而是一个需要自己动手才能吃上饭的普通人。
这种改造是痛苦的，却也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作为“人”的踏实。获得特赦后，他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当园丁，月薪60元。
在那里，他每天的工作是浇水、扫地、伺候花草。
这份看似卑微的工作，对溥仪而言，却是他作为“新中国公民”身份的最好证明。他渴望的，正是这种自食其力的平凡。
郭沫若的邀请，恰恰触动了溥仪最敏感的神经。
这个邀请的本质，并非看重“公民溥仪”的能力，而是看重“末代皇帝溥仪”的身份。郭沫若需要的是一个“活的清史字典”，一个能解读满文档案的“历史遗存”。
在溥仪看来，这无异于一次“身份的召回”。一旦接受，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普通人生活就可能被打碎，他将再次被推回那个他拼命想要逃离的、作为“末代皇帝”的符号化存在里。
“皇帝亲自整理清朝档案”，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噱头。溥仪的前半生，无论是作为清帝，还是伪满洲国的傀儡，他始终是一个被利用的政治符号。
这段惨痛的经历让他对“被利用”极为警惕。他不愿意自己的后半生，再次成为别人博取关注的“谈资”或宣传工具。
因此，这句“我不会满文”，更像是一把快刀，彻底斩断了回归旧身份的一切可能性。这是他对新生活最坚决的捍卫。
除了身份认同的挣扎，溥仪对郭沫若本人，也可能存在着相当大的保留甚至反感。这其中最关键的一件事，便是郭沫若在1956年力主挖掘明定陵。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挖掘祖坟是极大的不敬。
溥仪虽然是清朝皇帝，但对于前朝皇陵同样抱有敬畏之心。
定陵的发掘，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导致大量珍贵的丝织品、字画等文物在出土后迅速氧化损毁，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憾事。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许多知识分子都对此持批评态度。
溥仪私下里对郭沫若的这种行为颇有微词，认为这是“连祖宗都不放过”。
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不愿意与一个有“挖祖坟”前科的人深度合作，甚至可能担心，今天帮郭沫若整理清朝档案，明天郭沫若会不会就动了挖掘清东陵、西陵的念头。
这种担忧，虽然未必会发生，但足以让溥仪对郭沫若敬而远之。
此外，郭沫若当时作为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其邀请方式或许也让曾为帝王的溥仪感到不适。
那种“半客套半命令”的姿态，对于一个刚刚从阶下囚转为普通公民、内心极度敏感的人来说，很容易被解读为一种不容拒绝的压力。
而溥仪用一句最简单、最无法反驳的理由来回应，既维持了表面的礼貌，又坚定地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这场发生在60多年前的晚宴插曲，最终以郭沫若的尴尬和溥仪的“胜利”告终。
此后，郭沫若再未向溥仪提过类似请求。溥仪则继续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整理自己作为历史亲历者的口述材料，并于1962年与护士李淑贤结婚，组建了真正的普通人家庭。
1967年，他因病去世，享年61岁。
回看溥仪的这句“我不会满文”，它远比字面意思要复杂得多。
它是一个人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命运转折后，为自己选择的未来所做的宣言。
他用这五个字，拒绝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拒绝了再次被历史的沉重枷锁所捆绑的命运。
来源：文史专员（四）|与爱新觉罗·溥仪共事的六年
2019-05-16 中国政协文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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