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华 德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三星堆青铜器上的彩绘。受访者供图
自1934年三星堆遗址首次考古发掘以来，这座承载着古蜀文明密码的遗址已走过了91个春秋。形形色色的三星堆器物不断吸引着全球目光，而遗址本身的文化变迁之谜同样备受学界关注。9月27日上午，2025三星堆论坛在德阳举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在题为《三星堆遗址的新认识》的报告中，系统解读了三星堆城的形成过程及其文化转变背后的深层原因。
孙华首先从成都平原的水文地貌切入研究。他指出，三星堆遗址位于沱江冲积扇上，古河道变迁频繁，现代人看到的鸭子河、马牧河与3000多年前的景象已大有不同。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迫使三星堆人在适应和改造环境中展现出卓越能力。
“在三星堆聚落尚未形成的时期，选择南、北各有一条河流的位置兴建聚落，显然比只有北面一条河流作为屏障更适合于聚落防卫。”孙华生动描述了三星堆城“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的演变过程：初期营建的西北小城与西南小城（营建时间尚存争议），在三星堆文化早晚期之际开启了大规模城市扩建，向北、东、南三面扩展形成大城轮廓，随后又在西北小城东面修筑东北小城（仓包包小城），最终形成“一大三小”的城市格局。
孙华的研究重点聚焦于三星堆遗址的深层变迁。他提出关键疑问：三种文化的三星堆聚落不仅器物群发生显著改变，大型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兴废也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变化究竟源于社会内部动力，还是外部势力强行改变的结果？
通过解读三星堆遗址第一、二大时期的发展变化，孙华发现城墙和城壕的营建行为改变了原有聚落范围，甚至毁弃了部分区域，将大型建筑废弃平毁后压在城墙之下。“这表明三星堆城的兴建不是简单围护既有聚落，而是重新规划建设新城市，是三星堆国家建立后摧毁旧聚落、营建全新中心都城的结果。”
更引人深思的是，宝墩文化时期已吞并成都平原其他古城的三星堆聚落，在统一后反而开始修筑城池，并对原有聚落进行大规模改造。孙华引入丧葬方式改变这一关键现象：三星堆遗址内和周边的墓葬突然消失，联系到聚落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房屋普遍烧毁现象，他推测三星堆聚落的人群发生了重大变化，外来社群取代了原有社群，其中一支强势人群的丧葬习俗影响了整个三星堆文化人群。
在第二、三大期之际，三星堆城发生了更多变化：祭祀坑的出现、大型营建工程终止、城墙严重破坏。孙华指出，这些变化使三星堆城从国家中心都城降为普通城邑，其间曾发生过争夺都城的战争。
“战争导致部分城垣被破坏，城市水系改变，大型建筑区和宗教祭祀场所消失。”孙华认为，这场战争似乎是三星堆国家的内部斗争，掌管宗教祭祀活动的神权贵族集团受到最严重打击。战后，幸存者集中在西北小城一带，部分人群迁往他处，促使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十二桥文化的聚落数量迅速增多。
9月27日的2025三星堆论坛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发学界震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存在大量彩绘。这一发现不仅揭秘了一个更加绚丽多彩的三星堆，更将中国彩绘青铜器的出现时间提前了近千年。
在“文明解码”分论坛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站博士后刘百舸以《三星堆青铜器彩绘工艺探索及其价值阐释》为主题进行发言。他表示，三星堆青铜器的色彩主要有黑色和红色两种：红色常见于青铜容器及人物服饰的细密纹饰凹槽里，也出现在青铜神树的花瓣上；黑色则多用于绘制青铜人像和面具的眉毛、眼睛、头发等部位，以及特殊图案和符号。
过去通常认为中国彩绘青铜器多见于战国秦汉时期，而三星堆彩绘青铜器的发现将这一历史提前了近千年。在艺术上，这些青铜器运用色彩作为主要装饰，使用涂填描绘等手法进行明确的绘画创作，填补了中国青铜时代绘画艺术的重要空白。在工艺上，它以髹漆工艺为核心装饰技术，属于中国最早的铜胎漆器，充分反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李雨心 刘可欣 雷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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