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商业地产的标杆企业,万达集团近期因债务问题频登热搜。这家曾坐拥500余座万达广场、年租金收入超300亿的商业帝国,如今却深陷债务泥潭——不仅背负10条被执行人信息,累计执行金额超76亿元,连创始人王健林个人也被强制执行1.86亿元。这场持续8年的资产出售潮,为何始终未能化解债务危机?
根据大连万达最新披露数据,截至2024年9月底,集团短期债务约400亿元,而现金储备仅150余亿元。更严峻的是,其有息负债总额高达1300多亿元。这种「现金储备不足短期债务1/3」的财务结构,即便在利润表现尚可的2024年前三季度(净利润97亿元),也难以支撑债务滚动需求。
对比行业数据,万达6000亿总资产对应不到3000亿总负债,负债率看似健康(不足50%)。但这种「账面健康」与实际资金压力的矛盾,恰如体检报告正常却身体虚弱的病人——现金流断裂风险始终高悬。
自2017年起,万达开启「卖卖卖」模式:
据不完全统计,8年间万达通过资产出售累计回笼资金约2000亿元。这笔巨款若用于偿还1300亿有息负债,理论上已足够覆盖本金。但现实是,债务危机仍未解除——问题出在利息支出与现金流错配上。
从白手起家到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商业传奇折射出中国房地产黄金时代的缩影。90年代下海经商的他,恰好赶上城镇化浪潮与房地产市场化红利。通过商业地产+足球营销的组合拳,万达在2000年前完成原始积累,并在2012年问鼎中国首富。
但与马云关于「线上线下之争」的赌局,暴露出万达转型的深层矛盾。尽管王健林早有互联网布局——投资50亿成立合资公司、打造飞凡网、收购同程旅游——但缺乏互联网基因的万达始终难以适应快节奏竞争。这种「用重资产思维做轻资产业务」的错位,最终导致所有互联网项目折戟。
王健林海外扩张的失败更具警示意义。不完全统计显示,其海外投资规模超2000亿元,且大部分依赖信贷融资。2017年国家收紧海外投资政策后,万达被迫紧急出售海外资产回笼资金。这场「在不成熟时机出海」的豪赌,不仅消耗大量现金流,更错失国内市场调整窗口期。
王健林的战略预判并非全无成效。2017年提前刹车出售文旅和酒店业务,使万达避免重蹈恒大覆辙。但即便如此,在房地产全面崩盘的2021年后,万达仍需通过拆分珠海万达商管、引入太盟集团投资、清空海外资产等手段维持运营。
当前困境的本质,是时代红利消退后的必然结果。经济下滑与电商崛起双重冲击下,线下消费频次持续降低,商业地产从「香饽饽」变为「烫手山芋」。四五线城市商场过剩导致的内卷竞争,更让万达广场的盈利能力大打折扣。
尽管万达最危险的时刻或已过去,但属于其的黄金时代已彻底终结。在经济逐步回暖的背景下,万达或能维持运营,但重返富豪榜前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不仅是万达的困境,更是整个地产行业的缩影——当政策红利与人口红利同时消退,曾经的财富神话终将回归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