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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年顾顺章被捕后,一女乞丐被地下党发现,李克农得知后情绪崩溃

时间:2025-10-05 18:17:23 来源:兴趣知识 作者:兴趣知识

1931年,顾顺章被捕一个月后,上海地下党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出头。

可就在这时候,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乞丐,竟然牵着两个孩子,大大方方地走进了秘密联络点!

更让人震惊的是,当李克农听说她的身份后,居然当场失声痛哭,

那么,女乞丐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何会让李克农情绪崩溃?



顾顺章的堕落

1931年,汉口街头,一位身穿大氅、头戴礼帽的男子正在人流熙攘的游艺场中央,熟练地变出一只只飞舞的鸽子。

男子自称“化广奇”,是一位神秘的魔术师,技艺高超,出手大方,甚至在表演后从不收取分文报酬。

同时,没人知道他来自何方,更没人敢去深究他表演之外的夜生活。

可在那些熟悉上海滩的人眼里,“化广奇”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因为,他正是中共特科红队队长顾顺章。



但正是这样一个曾令敌人胆寒、令同志敬畏的红色战士,却选择在这一年背叛了信仰和组织。

顾顺章并不是一开始就动摇的,他的早年经历带着浓重的底层色彩,曾是街头混混、青帮门徒,也曾在德国留学,接触过革命思想。

之后,他又在苏联学习爆破、易容、反侦察等技能,并成为党内情报系统的骨干人物。

他打造出的“红队”,曾多次成功铲除叛徒、营救同志,是中共地下最锋利的一把匕首。



可正因顾顺章是“红队”的灵魂人物,他知道很多。

他掌握着大量联络点、交通站和干部身份,一旦心生异念,整个上海地下党的命脉都将为之一颤。

而他动摇的种子,或许早已在“红色魔术师”的浮华生活中悄然生根。

顾顺章性格骄纵,眼高于顶,在组织中屡屡不守纪律。



同志们多次提醒他低调行事,他却置若罔闻,反而更为张扬。

他热衷出入各类娱乐场所,不时以“化广奇”的名义在舞台上露面。

同时,在上海,他早已拥有大量便利条件,与达官显贵周旋自如,甚至有人说他与一些舞女暗通款曲。

时间长了,他开始觉得,自己为革命出生入死,理应享有更高的地位与回报。



这种心理的变化,在外人看来或许微不足道,可在地下战线,这是致命的毒瘤。

而且,真正的崩塌,往往只需要一个契机。

那天午后,特务机关在叛徒王竹樵的引领下突袭德明饭店,将顾顺章摁倒在地。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他没有选择顽抗,也没有坚持沉默,而是迅速转身、配合敌人。

从那一刻起,他不再是“红色魔术师”,而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之一。



暗夜传电

1931年4月25日,南京中山东路五号,中统机关的重地,平日里门禁森严、气氛压抑。

可这天正值星期六,大多数高级官员都外出“休假”,这栋四四方方的机关大楼里,少了几分紧绷,倒显得意外地安静。

而就在这份安静下,一场即将撕裂中共地下网络的惊天风暴,已在悄然酝酿。

午后时分,情报处的收报室里,机器“哒哒”响个不停,一封封密电被送入专属的“加急”筐中,红字醒目,封皮上标注着“徐恩曾亲启”。



电文来自武汉特务机关,由何成俊与蔡孟坚亲自拍发,内容之密,等级之高,前所未有。

此刻,值班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刚好坐在办公室一角,低头做着例行文稿整理。

机要秘书的职责是将收报人员转交的电报分类汇总,再提交给长官,但那一刻,钱壮飞没有第一时间履行职责。

他的目光在六封电文上来回扫视,也注意到这些电报的共同点。



全是从武汉发来,发电人一致,均提到“黎明”这一代号,还特意要求“限徐座亲启、切勿泄露”。

黎明,是顾顺章的代号。

直觉告诉钱壮飞,出大事了,他迅速将电报取回自己桌前,锁上门,拉紧窗帘,又打开自己贴身携带的密码本,开始破译电报内容。

每译出一句,钱壮飞的背脊就多冒出一层冷汗。

“黎明被捕,并已自首,即将押解南京。”
“有重大计划,欲面呈蒋总司令。”
“黎明掌握上海核心组织机密。”



每一行文字,都足以让他明白,顾顺章真的叛变了。

顾顺章手中的秘密太多,一旦落入南京,那就是上海地下党的末日。

没有时间慌乱,钱壮飞将电文重新装回信封,锁入抽屉,再环顾四周,确认无人注意后,立刻做出两个决定。

首先,按下电报处理程序,暂缓交给徐恩曾。

这一举动虽然冒险,但他知道,只要徐恩曾看到这些电报,哪怕晚一小时,同志就多一份机会。



是的,同志,钱壮飞是我党潜伏人员。

再就是他决定动用“最后一张牌”,让女婿刘杞夫连夜赶赴上海,将情报亲自送达李克农手中。

他以家中有急事为由,迅速离开机关,走进家门,没有一句废话,只是将电文内容复述给刘杞夫听,并写下短短十字密信:

“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



短短十字,却藏着惊天动地的信息。

“天亮”是“黎明”的暗语,“已走”代表已叛变,“母病危”则是对上海组织的预警,“速转院”则意味所有联络点必须迅速转移。

刘杞夫听完没有多问,转身就开始收拾行囊,钱壮飞则在屋中踱步至天明。

他没有合眼,不是不累,而是怕,怕自己身份暴露,怕女婿出事,怕时间不够,更怕,那一纸密令会落入不该落入的人手中。



妻儿失联

上海,1931年4月底,李克农坐在简陋的办公室里,手中紧握着一张便条:“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

时间不等人,李克农迅速清醒过来,他毫不犹豫地调集情报系统骨干,迅速制定撤离方案,

所有顾顺章知晓的联络点立即搬迁,所有人员限时撤离,所有密码、暗语一律作废。

但就在这场紧急部署间,他的眼神不经意扫向房角那张被折得发黄的合影。



照片里,赵瑛抱着幼子站在阳台上,笑意温婉。

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没来得及通知他们。

赵瑛,是他的妻子,也是他最沉默可靠的战友。

五年前,他将她和两个孩子接到上海,并非一时心软,而是清楚,在中统眼皮下工作,单身身份太显眼。

她的出现,是他“伪装”生活的一部分,可如今,这份伪装即将被撕碎。



他连夜派出交通员,前往家中送信,只说让赵瑛立刻带孩子离开,不问原因,不带行李,立刻走。

可交通员回来时却说:“家里没人,街坊说,今天中午有人来查过,之后赵太太就没再出现过。”

李克农眼前一黑,踉跄地后退几步,差点摔倒。

敌人已经动手了。

可他不能走,不能去找,他是这场撤退的指挥者,是所有人信赖的中枢,一旦他暴露,上海地下党就彻底无解。



与此同时,另一边,赵瑛正带着两个孩子在黄浦江边流徙。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那天从菜市场回来,远远看见家门口聚着几个陌生男人,有人指着他们家低声说着什么。

女人的直觉告诉她:出事了,必须走。

她没有回家,只带着孩子悄悄离开弄堂,从此消失在这座城市。

她不知道顾顺章叛变,也不知道组织为何不再联络她,但她知道,她的丈夫一定还活着,只是身不由己。



接下来的日子,是赵瑛这辈子最黑暗的时光。

他们没有住处,她带着两个孩子四处流浪,白天在人流密集的菜场、码头、火车站徘徊,晚上则躲进摊位底下、垃圾堆旁,凑合睡上一晚。

最小的儿子才四岁,常常哭闹着喊饿,她却只能在路边翻拣别人的残羹冷炙,再把干净的部分撕下来,哄着两个孩子分吃。

同时,赵瑛从未想过,自己也会有一天沦为“乞丐”。



赵瑛曾是芜湖女子师范最优秀的学生,曾是富商之女,风华正茂,可如今,她的头发被风吹得打结,脸上油污斑斑,衣服破烂不堪。

但在这样恶劣的境遇中,她没有选择投亲靠友,也没有想着自保,而是坚定想着,一定要找到组织,找到李克农。

她开始试着靠近以前熟悉的街巷,走遍他们曾使用过的交通站、联络点,哪怕知道许多早已废弃,但她依旧不死心。

可每次带着孩子走到一处旧址时,总是敲门无人,就在她几近绝望的时候,奇迹终于出现。



一天傍晚,她带着孩子蜷缩在昔日某处联络点的门口,像往常一样坐了一会儿,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九岁的长子李治突然拉着她的手大喊:“娘!是宫伯伯!”

赵瑛猛然抬头,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街口,宫乔岩,中共地下党的一员,也是她丈夫的老朋友。

宫乔岩看到赵瑛和两个孩子,衣衫褴褛、形如乞丐,喉头一哽,眼泪瞬间模糊了双眼。

那一夜,赵瑛和孩子们终于吃上了一顿热饭,躺在安全的屋子里。



夫妻重逢

之后,宫乔岩将赵瑛母子安顿在一处秘密安全屋中,又立刻通过情报线向苏区前线发出密信。

几个小时后,这封密报通过无线电传送出去,最终落到了李克农手中。

当他接到这条情报时,整个人都呆住了。

“确认身份,赵瑛、李治、李伦三人平安。”

短短十几个字,让从容不迫的李克农,第一次眼前模糊,眼泪滴在信纸上,一圈圈晕开了字迹。



身旁的同志试图劝慰,却见李克农捂住脸,一声声压抑的啜泣传出。

他不是因为软弱,也不是因为懦弱,而是因为太长时间的隐忍与恐惧,终于在这一刻失去了支撑的底线。

他一度以为,再也见不到赵瑛,她是无辜卷入的,是因为自己的身份才被迫陷入风暴。

他一度自责得彻夜难眠,怕她带着孩子死在某个街角,怕他们活着受尽屈辱。

而现在,她还活着,他的妻子还活着,孩子也都在。

这之后,李克农继续为革共享贡献,赵瑛也默默照顾着家里。



直到1937年夫妻团聚后再也没分开过,无论是去哪工作,建国后亦是如此,夫妻二人也相伴到老。

那时,顾顺章的叛变让无数地下党和我党人员牺牲,但就在这一场劫难之中,钱壮飞、李克农、赵瑛等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

同时,李克农和赵瑛的爱情,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山盟海誓,有的只是一次次在危局中的生死相托。

而且,哪怕前方是深渊,是荆棘,是一去不返的征途,他们也未曾退缩。

因为,他们心里始终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家,什么才是不可背叛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