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期间热播的《沉默的荣耀》再现了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四位英烈慷慨就义的场景，令无数观众动容。然而真实历史中，因叛徒蔡孝乾的出卖，这四位烈士的牺牲不仅重创台湾地下党组织，更牵连1800余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这场灾难后，国民党一度宣称已彻底摧毁共产党在台地下网络，却不知自己被特务系统蒙骗了整整十三年——那些被视为“精锐”的情报人员，交来的竟全是胡编乱造的假情报。
上世纪六十年代，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大陆正遭遇自然灾害导致的经济困难，同时面临美苏双重军事威胁。蒋氏父子一面加紧整军备战，一面向大陆派遣大量特务，要求他们从政治、军事、经济到文化领域全方位搜集情报。这些特务分为两类：一类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专职特务，另一类则是为赏金而来的“业余选手”——后者因身份隐蔽更难被发现，甚至包括评剧演员、教师等普通职业者。
1964年，一位知名评剧演员的记名弟子被捕时，其真实身份震惊众人。这类非专业特务因蒋氏父子“多多益善”的招募策略大量涌现，他们被视为可消耗品：“抓了再招便是，无非损失些钱财。”这种心态导致特务队伍鱼龙混杂，为后续的造假狂潮埋下伏笔。
面对其他渠道特务的高损失率，蒋氏父子急于获取情报，遂对所有派往大陆的特务实施“绩效考核”：必须带回有价值情报，否则不仅拿不到赏钱，还可能受罚。为激发积极性，他们甚至允许特务“跨界”搜集情报——经济特务可兼搞军事情报，文化特务也能涉足政治领域。
这一政策立竿见影：情报数量激增，内容看似“真实”。台湾特务机关分析后发现，这些情报与国外报道高度吻合，包括中央及地方领导讲话、政府文件等。蒋氏父子大喜，对“优秀特务”重金奖赏，引发群体效仿。然而他们不知道，这些“机密文件”全是特务们炮制的赝品。
1963年8月，香港特务倪维乐向上级提交四份“绝密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会议纪要及陈毅内部讲话。其上级如获至宝，携文件赴台邀功，却遭特务机关鉴定为假货：文件语病频出、措辞粗糙，与大陆公文严谨风格截然不同。分析人员调侃：“若大陆用这种水平写公文，‘反攻大陆’真指日可待。”
蒋经国初闻此事怒不可遏，认为下属不敢造假，但亲眼目睹文件后沉默了——这些公文水平连省级政府都远不及。他下令逮捕倪维乐，后者到台后交代了惊人真相：这个前娱乐城服务员为逃避赴大陆冒险，躲在九龙郊区，用收音机收听内地广播、翻阅报刊杂志，拼凑出四份“机密文件”。
倪维乐事件揭开了冰山一角。蒋经国派人调查发现，此类造假行为普遍存在：特务们筛选大陆重要报刊，掺入真实信息后，模仿领导机关风格“制造”文件。这些人因文化水平较高、信息渠道更广，造假手段更隐蔽，长期骗过台湾特务机关。
面对这一局面，蒋经国陷入两难：若严惩将摧毁整个特务系统，未来无人可用。最终他仅将倪维乐作为典型通报，内部警告了事。这场风波后，特务们虽不敢明目张胆造假，但因缺乏真实情报能力，台湾对大陆的“情报工作”从此一蹶不振，再未打开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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