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用“盖棺定论”来评价一个人的一生功过。享年103岁的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清华大学教授杨振宁先生去世后，网上掀起了对他的悼念潮。然而，争议也如涟漪般不时泛起。
这些争议的焦点不外乎以下几个：为何未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回国？与李政道“反目成仇”是否牵涉名利？82岁娶28岁翁帆是否因为人性自私？反对中国建设高能对撞机理由是否充分？反观这些争议，更多还是源于误解、偏见与道德绑架。真正的大师，根本不会迎合庸众的口味，忠于真理、忠于内心才是他们最高贵的品质。
本文综合相关报道与专题文章，请大家一起评判：杨振宁先生是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还是一代英才的真情表达？
杨振宁与李政道（左）
杨振宁和李政道因为发现了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共同摘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获得诺奖的那篇论文，第一作者是李政道，杨振宁则是第二作者。
在颁奖典礼上，一个细节引人关注：李政道夫妇选择与瑞典国王同坐一桌，杨振宁夫妇则单独就座。这一安排引发诸多猜测。更引人关注的是发言顺序问题。按照诺奖惯例，获奖者发言按姓名字母顺序排列。但杨振宁提出，按年龄长幼排序更为合适——这样他就可以先于李政道发言。最终，杨振宁首先致辞，在演讲中引用李白的诗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李政道在随后的发言中，则选择了西方科学家的名言。这一细微的顺序安排，成为两人关系转折的象征。
1962年5月，《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成为压垮两人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杨振宁在接受采访时，将宇称不守恒的突破主要归功于自己。当李政道看到校样时，他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一场私下的分歧，演变成了公开的冲突。后来，二人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发生了激烈争吵。此后，这对曾经最亲密的科学伙伴彻底断绝来往。2003年，杨振宁返回中国，李政道继续在美国从事研究。这样的距离象征着他们关系的终结。
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起源，是二人争论的核心。1983年，杨振宁在文章中写道：“我是第一个提出宇称可能不守恒的人。”李政道则在1986年回应：“这个想法是我们共同讨论的结果。”这场争论持续了数十年，甚至在他们都已步入耄耋之年时仍未停止。
然而，从后来的学术研究来看，杨振宁确实比李政道的声誉更大。
杨振宁与李政道（右）
李政道自从获得诺奖之后，在学术上渐渐趋于平淡，杨振宁却愈战愈勇，同时在冷原子、凝聚态、统计力学、场论等领域斩获不断。加上杨-Mills场被承认，有10个诺贝尔奖得主的成就来源于此，让杨振宁名声大噪。所以，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认为，杨振宁没有必要在意“宇称不守恒”的第一归属权问题，因为他的科学成就早就超越了“宇称不守恒”的高度。这就好比，一个全国作文大奖赛的冠军，没有必要再去争夺在市级作文比赛的名次。
杨振宁被美国权威机构富兰克林研究所授予“鲍威尔科学成就奖”时，他的成果被称赞为“对20世纪下半叶基础科学研究的广大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人类对宇宙基本作用力和自然规律提供了理解”。杨-米尔斯理论“深远地重新规划最近40年物理学和现代几何学的发展”。杨振宁被称为“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学卓越的设计师”。
杨振宁与邓稼先（左）
邓稼先对杨振宁的造诣十分推崇。他多次公开说，“如果不是诺贝尔奖规定每人只能在同一个领域获得一次，杨振宁应当再获得一次诺贝尔奖。杨-Mills场，就是规范场，比起宇称不守恒来，对物理学的贡献还要基本，意义还要深远。它不但影响当代，其前瞻性是以世纪来论的。”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在《我所认识的杨振宁先生》（原载香港《橙新闻》，2015年1月），披露了杨振宁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杨的天性与个性。
有关杨振宁最多的议论，集中于他和翁帆的婚姻。焦点在于两人年龄相差54岁，被称作“爷孙恋”。李昕在文中写道，他们的年龄差距，不在于翁帆的年轻，而在于杨振宁的“年老”。虽然当年已是82岁高龄，但是杨振宁的心态，一直保持青春不老，这是他能够吸引翁帆的重要原因。
杨振宁关心社会、关注人生，对事物永远保持兴趣，求知欲极强且热爱学习。他与翁帆有共同的爱好，都喜欢音乐和文学。
翁帆说，她和杨先生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共同语言很多，生活中的乐趣也很多。杨先生体力甚好，82岁时和翁帆逛公园，还一起骑双人自行车，杨在前翁在后，一路欢快异常。婚姻是爱情的结果。报纸上常常介绍，说他们夫唱妇随，相敬如宾，说他们出席各种活动，永远是手牵着手、“十指相扣”。李昕在文中写道，“十指相扣”这个动作，他们绝不是刻意而为，而是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作为一对恋人，这动作不足为怪，但是大家更应该知道，他们已经“十指相扣”了二十多年！当翁帆写下“有他多年的陪伴，我何其有幸”，更成为他们相亲相爱的注脚。
李昕在文中写到杨振宁与诗人北岛相关的故事。北岛的夫人甘琦说，杨振宁先生是她家的贵人。文中写道，大约十几年前在美国，杨先生曾主动找到北岛的家，在门上贴条：“我喜欢你的诗，咱们可否认识一下？”从此，他们成了朋友。当时，北岛因为特殊原因无法回国，杨振宁曾为他奔走。
2002年，北岛父亲病重，北岛想要回京探望，未能得到批准。杨振宁于是亲自给领导写信。他还亲自前往北京304医院，探望与他同岁的北岛父亲，引起医院震动。杨振宁看望北岛父亲的事情传开后，高层有人表态，允许北岛探亲。北岛第一次回国探亲，杨振宁功不可没。北岛夫人甘琦说的很动情，让人了解了杨先生的真性情，不禁对他肃然起敬。
李昕在文中还提到一件事，是杨振宁和傅高义先生在清华大学会面，二人谈论的话题广泛，从国际关系到中外文化交流，一直谈到中国文化研究。这时杨振宁忽然问傅高义，你和余英时关系如何？杨振宁说，余英时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是海外数一数二的大家了，可是他30多年来，没有再回过中国。杨振宁希望傅高义能够从中劝说，促成余先生回国。他认为，余先生回国，便于解除余先生和祖国大陆双方不应有的误解。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当场表示，该校愿意邀请余先生来做讲座。
杨振宁当然了解余英时“没有乡愁”的固执，当然也知道余英时与自己有着诸多的理念不同，但他对余先生仍然充满着敬重和钦佩。这种判断和评价，正是基于他作为一位严肃的科学家所固有的正直品格。
斯人已逝，追溯杨振宁的一生，
既有波澜，又有尘烟，
既有成就，也有争议。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
不仅是科学报国的典范，
而且是东方文明的象征；
不仅是民族复兴的注脚，
更是东方智慧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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