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反诈措施演变为“反便利”，公共服务改革成果正面临新的挑战。相关监管部门需及时介入，对过度加码行为进行纠偏。
▲消费者线下办理电话卡遭遇额外证明要求。图/IC photo
文| 苏士仪
“在南昌办张电话卡，营业厅居然要无犯罪记录证明？”近日，南昌市民王先生的遭遇引发广泛关注。记者通过实地走访发现，这种“证明加码”现象并非个例，不同地区、不同运营商的审核标准存在显著差异。
据澎湃新闻报道，记者在移动、联通、电信的全国多个城市营业厅进行实测。结果显示：部分营业厅仅需身份证即可办理；有的要求提供“无犯罪证明”“工作证明”或“银行流水”任选其一；更有甚者要求预存500-1000元话费，甚至审核房产证或营业执照。这种“层层加码”的审核标准，让普通消费者无所适从。
<面对质疑，多数营业厅工作人员以“反诈需要”作为解释。诚然，电信诈骗形势严峻，相关部门加强监管确有必要。但这种“一刀切”的加码措施，既缺乏法律依据，又未经过科学论证，反而给公众带来额外负担。正如网友质疑：“难道失业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就不配拥有电话卡？”
数据显示，我国电话用户总数已突破18亿户。在数字时代，电话卡不仅是通信工具，更是接入各类公共服务的“数字身份证”。要求特定群体提供无法开具的证明，实质上构成了数字时代的“身份歧视”。
从法律层面看，此类要求明显越界。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发布的《关于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 方便基层群众办事创业的通知》明确要求：“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和盖章环节，原则上一律取消。”而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也规定，“无犯罪记录证明”仅适用于升学、服现役、就业等法定情形，办理电话卡显然不在此列。
这种“土政策”的泛滥，暴露出基层执行中的深层问题。一方面反映出部分机构对政策理解存在偏差，将“反诈”简单等同于“证明加码”；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的滞后，导致不同地区、不同机构执行标准混乱。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过度治理”思维正在侵蚀改革成果。近年来，各地在“放管服”改革中取得显著成效，但此类现象表明，改革仍存在“最后一公里”难题。当公共服务异化为“证明竞赛”，不仅背离改革初衷，更损害政府公信力。
破解这一困局需多管齐下。监管部门应建立统一的审核标准，明确电话卡办理的必备材料清单；运营商需加强技术防控，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手段提升反诈能力；消费者也应增强维权意识，对不合理要求及时投诉举报。
数字时代的公共服务，既要守住安全底线，更要坚守便利原则。正如专家指出：“反诈不能成为‘反便利’的借口，任何治理措施都应在法治框架内运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改革目标。
当前，全国正在深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以此次事件为契机，相关部门应开展专项整治，清理各类不合理证明要求，让电话卡办理回归便捷本质。这不仅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更是检验公共服务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尺。
撰稿 / 苏士仪（媒体人）
编辑 / 迟道华
校对 / 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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