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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香港、澳门陆续回归祖国怀抱，台湾问题也进入和平统一的关键阶段时，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浮现：为何中国能通过和平谈判收回被英国、葡萄牙租借的土地，却难以收回被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永久割让的154万平方公里领土？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国际法理、地缘战略与现实政治考量。
1898年，英国通过《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北部及200余个岛屿，租期99年。这一“租借”性质与俄国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永久割让中国领土的行为存在本质区别。根据海牙国际法，租借地存在明确的返还期限，而割让地则涉及主权永久转移。
1858年《瑷珲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丧失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领土；1860年《北京条约》进一步割让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包括库页岛。这些条约明确使用“永归俄属”等表述，从法理上奠定了俄国对土地的永久占有权。
更值得关注的是，1860年恭亲王奕䜣为求英法联军撤离北京，竟请求沙俄调停，这一决策直接导致《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再失100万平方公里领土。法理上的模糊表述（如条约未明确划定中部地区边界）更成为俄方扩张的借口。
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功能可被新加坡等港口替代，但外东北对俄国的战略意义无可替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作为太平洋舰队基地，是俄国东出太平洋的唯一不冻港；西伯利亚大铁路终点站的存在，使该地区成为连接欧亚的交通枢纽；黑龙江流域的森林、矿产资源及肥沃土地，更支撑着俄国的远东经济发展。
这种战略价值差异导致中英、中葡谈判与中俄交涉的本质不同：英国可放弃远东贸易港，但俄国绝不会交出太平洋门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建设，海参崴已成为远东最大港口，伯力发展为重要工业中心，数百万俄裔居民已将此地视为故土。
1984年中英香港问题谈判时，英国国力已衰落至无法维持殖民体系。新界租约到期后，英方不得不接受“一国两制”方案。葡萄牙对澳门的管理更是力不从心，1999年回归成为必然。
反观俄国，即使苏联解体后最虚弱时期，仍保持世界最大领土国地位，拥有庞大核武库与军事力量。更关键的是，这些土地已深度融入俄国行政体系与社会结构。要收回土地，意味着迫使数百万俄裔居民迁移，这在国际法与道义层面都面临巨大阻力。
1689年《尼布楚条约》曾确认黑龙江流域为中国领土，但19世纪中叶后，沙俄趁中国内忧外患之际，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大肆扩张。现代国际法虽规定不平等条约可被推翻，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同时承认，长期执行的条约可能产生既成事实效力。
2001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与2004年边界补充协定，从法律层面确认了现有边界。这与港澳回归依据的《中英联合声明》《中葡联合声明》形成鲜明对比——中俄边界缺乏支持中国主张的国际法律文书，反而通过双边条约固化了现状。
中俄4200公里共同边界及在能源、军事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使领土问题让位于战略协作。当前国际格局下，维持中俄关系稳定符合双方核心利益。这种现实政治考量，往往超越历史情感与法理争议。
历史不能改写，但现实需要智慧应对。中国在成功解决港澳问题、推动台湾和平统一的同时，对中俄边界问题的处理展现了务实外交风格。这或许正是大国博弈中，在维护核心利益与保持战略定力之间的平衡之道。
参考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新中国外交历史回顾》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网：《中俄边界问题的由来及其解决的重大意义》
北京政法网：《历史上的今天》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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