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领域存在一个现象：地市级、县级学校的书记和校长可以参评专业技术职称，这种“双肩挑”模式引发了教师群体的不满。许多人认为，这些校级领导挤占了普通教师的职称名额，尤其是冲刺特级教师、参评正高职称时更为明显。特级教师虽是教育界的荣誉称号，但与学术圈的院士相比，其社会影响力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院士在学术界的地位堪称“定海神针”。其影响力不仅跨越学科领域，更能吸引资源集聚，甚至影响地方科技创新生态。一所高校若拥有院士，科研实力往往能实现质的飞跃。这种“院士效应”也让院士评选成为学术圈的焦点事件。
2025年院士增选名单公布后，高等教育圈瞬间“炸锅”。37位大学校长、书记挤进候选人名单，其中成都理工大学更出现书记、校长“双双参评”的罕见场景。有网友直言：“这哪是学术盛宴？分明是权力与荣誉的联欢会。”
顶尖高校校长当选院士并非新鲜事。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凭借量子通信领域的硬核成果当选院士，其校长身份反而是“顺便”的。但争议焦点集中在双非院校：部分校长去年还在为争取硕士点奔波，今年突然“变”出3项国家专利、5篇顶刊论文。这种“科研魔术”让基层科研人员直呼“看不懂”。
4年前，武汉纺织大学徐卫林教授当选院士后，不少双非高校开始效仿：将全校最好的实验室、最优秀的青年教师、最充足的经费集中堆给领导，美其名曰“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堆资源造院士”的模式，正在悄然改变高校的科研生态。
院士评选规则的漏洞更让争议升级。评选要求“持续从事科研”，但“持续”二字的弹性空间极大。某985高校教师吐槽：“现在领导都懂‘白大褂艺术’——每周固定去实验室摆拍两次，论文挂个通讯作者，这就算‘持续科研’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评选也被指“简单粗暴”：将校内不同团队的成果打包，署上校长名字即可。虽然按规定校长需是总课题负责人，但校长书记们真的有时间参与科研吗？
高校热衷“堆成果争院士”的动机不难理解。校领导当选院士后，在国家级科研课题、培养中青年科学家团队等方面拥有更多话语权，能为学校争取更多资源。从学校发展角度看，这确实是一件“好事”。
但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基层科研人员成为“垫脚石”的现象愈发普遍。一位高校青年教师在评论区自嘲：“我们就像学术佃农，熬更守夜种出的粮食，全成了校长的政绩粮。”这种“学术包工头”模式正在摧毁高校的科研生态：校长办公室变成学术成果中转站，教师晋升得看是否“配合领导”，中国高校离“世界一流”怕是越来越远了。
院士荣誉本应是学术皇冠上的明珠，如今却有沦为权力装饰品的风险。有学者建议：不妨借鉴诺贝尔奖的“冷却期”制度——担任校领导期间暂停参选；或像德国洪堡基金会那样，要求候选人公示科研时间分配。说到底，我们需要的是袁隆平式扎根田间的科学家，而不是赶场会议室与实验室的“学术演员”。
当高校的师生们为校领导入围院士欢呼时，不妨多想想：要是这些资源用来培养青年学者，会不会结出更甜的果子？中国高校“院士产能”世界第一，可诺奖得主屈指可数，这反差本身就够说明问题。高校要的不是更多“戴官帽的院士”，而是让真正的学者能安静坐着把学问做了。科研从不是权力游戏，而是需要沉下心坐冷板凳的苦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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