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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财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持续下滑，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逼近70万亿元大关。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资金紧张问题，而是涉及财政收入体系与支出结构深层次失衡的复杂矛盾。那么，中国财政的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
财政收入占比持续下滑的根源
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是衡量国家财政实力的重要指标。然而，近年来这一比重却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回顾“十二五”期间，财政收入占比曾达到21.4%的峰值，财政状况相对宽裕。但进入“十四五”前四年，平均值已降至16.7%。
这一变化背后，既有主动政策选择的代价，也有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为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相继出台，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财政收入。同时，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进一步加剧了财政收入的萎缩。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的占比也从55.7%的高点回落至46.6%。这意味着中央进行宏观调控和向困难地区转移支付的能力也在同步减弱，与改革所追求的“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原则背道而驰。
支出黑洞：只出不进的困境
在财政收入承受巨大压力的同时，支出却呈现出难以收缩的态势。尤其在地方层面，一个由臃肿体系和不断增长的民生需求共同构成的支出黑洞正在快速吞噬着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资源。
首先是“人”的成本。全国大约有七八千万的财政供养人员，其薪酬、福利等相关开支几乎要消耗掉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35%到40%。尽管中央层面早已明确要求“过紧日子”，甚至在2023年推动国家机关精简了5%的编制，但在地方层面，情况却更为复杂。面对巨大的青年就业压力，一些地方的事业单位招聘非但没有停止，反而仍在继续。
其次是“债”的循环。接近70万亿元的地方广义债务绝非一个冰冷的数字。它的形成原因复杂多样，包括完成上级下达的硬性指标、地方主导的招商引资政策返还以及耗资巨大的“形象工程”等。如今，这些债务的还本付息压力本身就构成了一项新的、庞大的刚性支出。许多地方政府因此陷入了“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不仅挤占了本应用于民生改善和未来发展的宝贵资金，更让财政陷入了恶性循环。
此外，还有一条不可动摇的底线——“三保”，即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这三项是地方政府必须履行的核心职责，其支出要求是绝对刚性的。然而，财政收入越是下滑，地方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在“三保”上的投入反而可能不减反增，这使得财政几乎丧失了任何弹性。
开源：动谁的奶酪？
面对日益严峻的收支矛盾，如何“开源”成了摆在桌面上的核心议题。但这绝非简单的加税，而是一场需要高超智慧与决心的改革博弈。
一个直接的思路是调整税制。前财长楼继伟就曾建议，可以将13%的增值税基准税率回调至1994年税改时的17%。然而，此举无疑能快速充实国库，但增值税作为一种流转税，其最终的负担很可能通过商品价格转嫁到普通消费者身上。在当前消费略显疲软的背景下，这无异于给本就不旺的市场需求泼上一盆冷水。
相比于这种“一刀切”式的加税，一些专家提出了更具结构性的方案。比如，彻底清理各地为了招商引资而出台的、五花八门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外，还可以考虑对那些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反而获益的部门，例如部分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以及对超高收入群体进行更大力度的征税。这既能实现增收，又能促进社会公平。
然而，这条路也非一帆风顺。有能力上缴高额利润的大多是央企和少数省属国企，而财政困难最严重的县区一级，其所属国企普遍存在效益差、负债重的问题。指望它们做出贡献并不现实。
此外，有学者如王振宇提出，过去在一些公共服务领域推行的“零收费”或“免费”政策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应当重新建立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但这同样需要极其审慎，必须在增加财政收入和避免加重民生负担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节流：从何处下刀？
在“开源”之外，“节流”是硬币的另一面。但这绝不应仅仅停留在压缩会议、差旅等一般性支出的“过紧日子”口号上，而必须深入到政府治理的骨髓，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
最核心的，无疑是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严控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其次，要从根本上遏制地方债务的无序膨胀，就必须重塑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的支出责任，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稳定财源，这迫使它们不得不走上举债发展的道路。
因此，有建议提出，应当适度调整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比例，将更多稳定的税源留在地方，让地方政府有钱办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结语
归根结底，中国当前面临的财政挑战，其根源在于收入体系与支出结构之间深层次的失衡。无论是简单的增税，还是粗暴的减支，都无法单独破解这个难题。它的核心在于构建一个更加公平、高效的收入体系，特别是要敢于挖掘国有资本这座沉睡的金矿。唯有如此，才能为财政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根基，从而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长期挑战，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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