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某小区的晨练人群中，曾有一位步履蹒跚却目光坚定的老人：他年过九旬，膝关节因长期劳损几近无法弯曲，只能拖着腿缓缓挪动。家中柜子上，除了日常服用的药瓶，最多的便是一沓沓来自全国各地群众的求助信。这位看似普通的老人，在退休十余年后，以91岁高龄实名举报时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白恩培（曾任云南省委书记），掀起了一场震动全国的反腐风暴。
滇中名将之子：革命血脉铸就初心
这位老人，正是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1922年，他出生于昆明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杨蓁是滇军名将，辛亥革命时追随蔡锷投身革命，与朱德结为金兰之交，后成为孙中山的参谋长。1925年，杨蓁在广西被暗杀，年仅3岁的杨维骏随母亲逃亡上海租界才保住性命。母亲常对他说：“家里的钱是父亲战友借的，以后要还。”这句话，让年幼的杨维骏早早懂得了责任与担当。
1937年，杨维骏考入云南大学。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他牵头组建学生自治会，与李公朴、闻一多等进步人士串联学运，喊出“救国图存”的口号。1949年，他受中共指派，多次上门劝说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通电起义，最终促成云南和平解放，避免了战火摧残。
“刺头”官员：敢言敢为的政协副主席
这段经历，让杨维骏深刻认识到“为百姓做事”的重要性。在云南省政协、统战部任职期间，他从副秘书长做到副主席，却因直言敢谏被称为“刺头”。别人开会讲场面话，他偏要提问题；看到官员以权谋私，不管对方级别多高，他都敢写材料举报。他曾先后扳倒过数位副厅级以上干部，同僚说他“走路脖子梗着，像头犟牛”，家人劝他“少得罪人”，他却掷地有声地回应：“当官不为民，不如回家卖红薯。”
这份“犟劲”早在抗战时期就已扎根。当时，前线伤员缺血，林语堂的女儿带领国际红十字会到昆明募血，云南大学学生踊跃献血，有人因捐血过多患上贫血。然而，市面上竟出现高价售卖的血浆——国民党军队将学生的爱心当作商品倒卖。杨维骏目睹这一幕，气得浑身发抖：“贪腐不除，国家难安。”
离休不褪色：公车上访揭土地乱象
1998年离休后，杨维骏本可安享晚年，却始终放不下百姓的疾苦。每天早上游泳、下午散步之余，他都在认真阅读群众来信。信中内容触目惊心：耕地被强占、房屋被强拆、补偿款下落不明……2010年，12位失地农民找到他，反映村里1700亩耕地被征用，既无合法手续，也无安置房，25万征地款不知去向。
89岁的杨维骏当即让司机开着政府配给的专车，带着农民直奔省政协。他一间办公室一间办公室敲门反映情况，有人拦住他说：“政府配车是让你养老的，不是带农民上访的。”他眼睛一瞪：“配车是国家给的，为民请命为啥不能用？”这场“公车上访”事件经网络传播后，云南的土地问题首次被摆到阳光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实名举报：扳倒正部级高官的壮举
随着找杨维骏求助的农民越来越多，他的家中堆满了上访材料和药瓶。膝关节疼痛加剧，走路只能拖着腿，协和医院诊断他为“极高危病人”。老伴王婉琦劝他：“你一个人，能扭转啥？”他摇摇头：“大家都不管，当年革命咋成功的？”女儿知道父亲的脾气，给母亲打电话：“别劝了，这是他的信仰。”
2001年，白恩培从青海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当时云南GDP常年全国倒数，民众对他寄予厚望。杨维骏在省委老干部座谈会上见到他，当面提出城市发展建议，却未被采纳。不久后，白恩培推出“一湖四片”战略，围绕滇池大规模造城，提出“快速发展先于一切、高于一切”的口号，与党中央“好字优先”的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
接下来的几年，云南变成“大工地”：呈贡的果园被推平，新城区空空荡荡；农田被强行征用，农民拿不到补偿款，房屋被限期拆除。杨维骏与其他专家、老干部一起反对，却遭到压制，最终只剩他一人坚持。他骑着电动车跑遍被强拆的村子，与农民聊天，收集证据，这一跑就是10多年。
2012年12月，杨维骏向中纪委书记写了一封举报信，详细列举白恩培的问题。2013年，91岁的他干脆在网上实名举报，公开自己的身份和联系方式，并附上收集到的证据。尽管耳朵背、眼睛花，他仍每天盯着电脑，回复网友提问，跟进举报进展。
中央纪委介入调查后，白恩培的贪腐帝国被撕开缺口。2015年，白恩培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成为十八大后首个因贪腐被判处死缓的正部级官员。杨维骏创下纪录——中纪委实名举报人中年龄最大、级别最高、最不为己的一个。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我都90多了，怕啥？就怕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我父亲。”
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2020年6月9日，杨维骏在昆明病逝，享年98岁。6月12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自发前来送行的人排起了长队：有他帮助过的失地农民，有认识他的老干部，还有素不相识的市民。大家手里拿着他的遗像，嘴里念叨着“杨老走好”。
这位从国恨家仇中走出的老人，用一辈子的“犟”，守住了父亲那代革命者的初心，也守住了自己“为民请命”的信仰。就像送行群众说的：“杨老将永远活在大家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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