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2006年金秋，刚从医学院毕业的谢晓丽以优异成绩被分配至长沙市第三人民医院。这位扎着清爽马尾、说话轻声细语的姑娘，用温和的笑容和细致的护理赢得了同事与患者的喜爱。每天清晨，她总是第一个到达病房整理器械；深夜查房时，仍耐心倾听患者需求。护士长罗姐常劝她注意身体，她却总是笑着回应：“反正我也没什么别的事。”
父母住在郊县小镇，谢晓丽独自在长沙租住小屋。闲暇时她喜欢读书，偶尔与母亲通电话报平安。当听到母亲关切询问工作时，她总是轻松地说：“同事们都很好，工作也很顺利。”每当看到患者康复出院时的笑容，她便觉得这份工作充满意义。
变故始于那个十月下午。67岁的鲁大伯因胃痛入院，其子鲁磊——一位西装革履的生意人——在首次见面时就将百元钞票塞向谢晓丽：“钱不是问题，就希望快点治好我爸。”面对贿赂，谢晓丽严格按照医院规定婉拒：“我们有规定不能收病人家属的钱。”
治疗两周后，鲁大伯病情稳定。然而在出院前最后一次输液时，意外突然降临。当晚十点查房时，谢晓丽发现老人呼吸急促，立即检查输液管并测量生命体征，发现数值正常后仍不放心，持续观察至症状缓解才离开。但凌晨两点，病房突然传来呼救声——鲁大伯倒地失去呼吸。
尽管医院专家会诊认定死因为急性心肌梗塞，与医疗过程无关，但鲁磊坚持认为“肯定有人要负责”。他聘请律师起诉医院，并雇佣媒体大肆渲染“护士夜班失职致死”。在舆论压力下，谢晓丽承受着巨大心理负担，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职业能力。
法庭调查持续数月，医学专家与法医均证实鲁大伯死于突发疾病。然而就在结案前夕，鲁磊突然抛出惊人指控：“我有证据证明这个护士故意杀害我父亲！”他声称找到目击者证明谢晓丽当晚单独进入病房时表情异常，更荒谬地指出“拒收红包就是心虚”。
更令人震惊的是，检方提出谢晓丽可能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心理专家分析其“过分安静、缺乏社交生活、对金钱无欲望”等特征为潜在暴力倾向。谢晓丽父亲在法庭上失控怒吼：“我女儿连蚂蚁都不敢踩！”但法庭最终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仍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谢晓丽死刑。
判决宣读时，谢晓丽面色苍白却异常平静。这种平静被解读为“心理变态”，让家人更加痛苦。死刑复核期间，她在看守所写下日记：“去年今天我还在照料病人，没想到一年后却要面临死亡。也许真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但我相信正义不会缺席。”
2007年5月14日清晨，谢晓丽被押往刑场。执行武警王警官在检查装备时，注意到这个年轻女护士格外平静，甚至整理了自己的头发。当指挥官询问遗言时，她坚定地回答：“我问心无愧。”
就在王警官举枪瞄准的瞬间，谢晓丽突然转头。那双平静的眼睛直视着他，嘴角微微上扬：“王警官……你还记得三年前的那个夜晚吗？”清晰的声音如惊雷般炸响，王警官手中的枪剧烈颤抖，身体瞬间僵住——这个眼神唤醒了他尘封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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