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把《儒林外史》中的经典片段拍成现代短剧，范进中举这一段必然引爆热搜。爽感、逆袭、反差、打脸等元素一应俱全，堪称古代版“逆袭爽文”。
中举前，范进寒窗苦读二三十年，仅考取秀才功名。家中穷困潦倒，自己饿得面黄肌瘦，老母亲更是饿得两眼发黑，全靠岳父胡屠户偶尔施舍一副猪大肠勉强续命。
胡屠户对这个女婿极为不满，常骂他“现世宝”“尖嘴猴腮”，甚至嘲讽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街坊邻居也对他避之不及，背后称他为“穷酸秀才”，连借一升米都无人愿意施舍。
然而，中举的喜报一到，画风骤变：报录人挤破门槛，乡绅们争相送田产、铺面，有人送钱，有人甚至送上三进三出的大宅子。胡屠户提着七八斤肉和四五千钱赔笑而来，从前骂得多狠，如今就夸得多甜，称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乡邻们也纷纷凑过来套近乎，抢着帮他整理衣服、端茶倒水。
这场前倨后恭的戏码，只因一个“举人”身份。为何举人如此吃香？回到明清时期，了解科举制度的门道，便一目了然。
明清科举如同一场持续数十年的“通关游戏”，分为“三级四试”。能走到举人这一步，堪比现代普通人卷成清北博士。
最底层的“童试”是入门关，别看名字带“童”，考场上白发苍苍的老者比比皆是。通过州县级的院试，才能成为“秀才”，相当于拿到了“体制内入门证”。
秀才虽不算官，但朝廷为鼓励读书人，赋予了一些特权：可写禀帖向官府报告事情，见县官不用下跪，只需拱手作揖；自家两人可免徭役，犯了错官府也不能随便打板子。
然而，秀才的社会地位依然低微。范进中秀才后，家中依然穷得连买米的钱都没有，足见秀才的“含金量”有限。
秀才若想往上爬，必须通过乡试。这是全省三年一次的大考，错过一次就要等三年。范进考了二三十年，满打满算也就十几次机会，堪比运动员的职业生涯黄金期。
乡试在省城举行，赶考要凑路费、住客栈，备考要耗钱买典籍。范进把家里考穷，正是普通家庭供考生的真实缩影。但乡试考中就是“举人”，这一步才是真正的“鲤鱼跃龙门”。
举人只是“预备役”，真要当大官，还得考会试、殿试中进士。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能中举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毕竟，连左宗棠这样的牛人，早年都卡在举人这关好几年。
秀才与举人，看似只差一级，实则是“民”与“官”的天壤之别。
范进中举第二天，银子、宅子、人情蜂拥而至，根本不是因为范进突然变厉害，而是他身上的“举人标签”能给周围人带来实打实的利益。
举人最大的优势，是一只脚跨进官场了。就算不考进士，也能当官：知县、教谕、县丞……都是肥缺。
历史上，举人出身的名臣不在少数：贾俊以举人身份当上了正二品的工部尚书，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也是举人出身。
对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举人家族从“草民”变成“官宦预备役”。胡屠户从前骂范进，后来拼命巴结，本质是怕得罪未来的“老爷”；乡绅张静斋送房送钱，是想和举人套近乎，万一哪天范进当了官，自己也好有个照应。
举人还有司法豁免权，秀才打官司还能被按板子，举人却不能随便动刑——除非革去功名。范进若和人起纠纷，县官见了他得客客气气，甚至得主动调解。这种“法律特权”，谁不眼红？
如果说政治特权是长远投资，经济特权就是立竿见影的“摇钱树”。明清律法明确规定，举人可免除相应的徭役赋税，这项特权不仅可以给举人一家受用，而且还能将其租借给别人使用。
平民和地主为了逃避重税，会主动把田产挂在举人名下，名义上成了举人的产业，实际仍由自己耕种，只需缴纳比国家赋税低得多的“保护费”。
难怪有人主动送田给范进，这哪里是送财产，分明是送“长期饭票”——把田挂在范进名下，自己能省大笔税款，范进坐收“管理费”，双赢的买卖谁不乐意？
至于送银子、送店铺的行为，本质是“权力期权投资”。地方豪绅商人很清楚，举人迟早要做官，现在的馈赠就是“原始股”。哪天范进当上知县，随便给个生意便利、减点税款，回报就能翻几十倍。范进中举三天内收了数百两礼金，大多是为了日后回报。
明清“皇权不下县”，基层治理靠乡绅。举人作为地方最高学历，自然成了“话事人”：调解纠纷、主持修桥铺路、代收赋税……这些权力，让举人成了实际的“地方CEO”。
宗族也把举人当祖宗供——一个举人能光宗耀祖，全族都能跟着沾光。范进中举后，族人争着认亲，乡邻抢着帮忙，本质是攀附他的社会资源。
知道这些，范进得知自己中举后为啥会疯，周边对范进反差如此大，就一定都不奇怪了。
当一个身份能瞬间实现阶层跨越，能带来官帽、银子、话语权，能让全家从赤贫变富豪，别说范进会疯，换谁都可能失态。
所以读懂这场闹剧，你就懂了——为何五百年来无数书生在青灯下苦熬？不仅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更是为日后某一天雪片般飞来的银票与地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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