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社会的黑暗角落，窑子成为了无数女子的噩梦深渊。这些不幸的姑娘，大多是被无情的人贩子拐骗而来，也有因家庭陷入绝境——父母因赌债、烟债缠身而忍痛将她们卖掉，她们被笼统地称为“柜上孩子”；而少数则是生活实在无法维持，主动找上门来寄居为娼的，被称为“住店的”。
然而，不论她们以何种方式踏入这扇门，一旦进入窑子，便成为了老鸨手中冷酷的赚钱工具，遭受的折磨似乎永无止境。
老鸨为了牢牢控制姑娘们，首当其冲的手段便是让她们签订那份看似有期限实则永远无法还清的卖身契。契上虽写着十年或二十年的期限，看似有盼头，实则是个无底深渊。姑娘们的日常开销，从梳头的油到点灯的油，无一不被老鸨细算入账，化作高昂的成本。接客所得，还需扣除“管理费”“床铺费”等莫名其妙的费用。即便姑娘们没日没夜地接客，账上的欠款也只会如滚雪球般越积越多，从未有人能靠自己的努力赎身。民国时期，上海窑子最多时拥有十万姑娘，但真正能逃出这牢笼的却寥寥无几。
为了确保姑娘们听话，老鸨们手段层出不穷，监视无处不在。窑子里除了老鸨，还有专门的牙婆如影随形，吃饭、睡觉、接客都紧紧跟随，生怕有人逃跑。一旦有姑娘胆敢尝试逃离，被抓回后便是残酷的毒打。
老鸨打人颇有一套“讲究”，既要让姑娘痛不欲生，又不能在脸上留下疤痕影响接客。她们常用一种特制的“万能鞭”，由几根皮条编织而成，里面暗藏上百根钢针，仅露出两厘米。打的时候专攻下半身和后背，打完身上布满细小孔洞，痛得直打滚，但穿上衣服却根本看不出来，第二天还得被迫继续接客。
对于不听话或接客数量不足的姑娘，老鸨的折磨手段更是花样百出。让姑娘跪在洗衣板上，膝盖磨得鲜血淋漓；或直接跪碎玻璃，双腿扎满伤口。更狠毒的还有“雨打梨花”，将姑娘四肢绑在床上，裤管里塞进一只饿极了的猫，然后拿鞭子抽打猫。猫疼得在裤管里乱窜乱抓，姑娘下半身的皮肉被抓得鲜血淋漓。若遇到姑娘敢顶撞客人，老鸨还会灌洗头水，甚至灌屎尿汤，灌得肚子发胀，再逼着她给客人赔罪。更有狠毒的老鸨，会用老虎钳夹姑娘大腿内侧的细肉，疼得姑娘惨叫连连，却不会留下明显伤疤。
老鸨根本不把姑娘当人看，连她们的健康也毫不在意。窑子里卫生条件极差，性病肆虐，很多姑娘都染上了病。但老鸨却不准她们说，逼着她们抹上厚厚的脂粉遮住脸上的病容，继续接客。若是有姑娘怀了孕，就彻底断了老鸨的财路，她们会用各种偏方让姑娘堕胎。有的逼姑娘喝蝎子、蛇、蜈蚣煮成的“五毒汤”，有的让姑娘生吞活蝌蚪，还有的把蚕退纸烧成灰混着酒灌下去。这些偏方毫无科学依据，只会把姑娘的身体彻底搞垮，很多人堕胎后就落下了终身病根。
除了身体上的折磨，老鸨还会从精神上摧残姑娘。她们会给姑娘取难听的诨名，当着客人的面诋毁她们，让姑娘彻底失去尊严。还会故意挑唆姑娘之间的关系，说这个抢了那个的客人，那个藏了私钱，让姑娘们互相猜忌、争斗，这样就没人能齐心反抗。
窑子里的姑娘大多活得压抑而痛苦，有的为了止痛染上鸦片瘾，有的喝酒精麻痹自己，陷入更深的泥潭。那些等级低的三四等姑娘，身体被折磨得厉害，七成以上都活不到四十岁，要么病死，要么在绝望里自尽。
窑子不仅害了姑娘们，还成了社会的毒瘤。民国三十年代，上海窑子里的姑娘性病感染率接近半数，病毒通过客人带到普通家庭，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有的窑子还和黑恶势力、军阀勾结，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颗毒瘤才被彻底清除。1949年11月，北京封闭了所有妓院，解救了一千二百多名姑娘。后来上海也开展改造工作，给姑娘们治病，教她们纺织、缝纫等技能，让她们重新做人。那些曾经在窑子里受折磨的姑娘，终于不用再害怕老鸨的鞭子，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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