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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嵘仙被“指居”地。刘虎 摄）
这真是一场黑色幽默：学习强法，最后学成了罪犯。教材再厚，话语再漂亮，都不如现实的办案逻辑来得冰冷。
撰文｜燕十三
出品｜有戏
镇江丹阳的“口交卖淫案”，本应成为法律课堂上的典型案例，却意外演变成一场荒诞剧。剧情概述如下：
女老板圣嵘仙，依据最高检教材中的权威解释，认为“口交不入刑”，于是将相关服务写入菜单。然而，她和儿子却被警方抓捕，羁押一年多，至今未判决。庭审中，她愤怒地质问：“学你们的教材，怎么学成了罪犯？能退书退钱吗？”
这句话，既是愤怒的呐喊，也是对中国法治现状的辛辣讽刺：教材一套，司法一套，执法又是一套，最终公民成了夹心层。
1、最高检教材与丹阳现实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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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报道，详见微信自媒体《法与情》）
2022年出版的最高检官方教材明确指出：口交、手淫等“非传统型卖淫服务”，不宜纳入刑法的“卖淫”范畴。理由包括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谦抑原则以及司法统一标准。
教材编审阵容强大：编审主任是最高法院长张军，副主任是最高检常务副检察长童建明，主编是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和北大法学院副院长车浩，堪称“全明星法治天团”。
然而，教材刚出版，丹阳公安和检察院就将圣嵘仙送进了看守所。教材称“行政处罚就够了”，丹阳却坚持“必须判刑”。
于是，问题来了：教材是否成了误导指南？
如果算，能否退货退款？若真能退，全国或将掀起一场“退书潮”。
2、罪刑法定原则与“自由发挥”的执法
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这如同交通规则中的红灯停、绿灯行，是刑法的“基本准则”。
但在丹阳，规则似乎变成了：“只要我想抓，黄灯也能罚，绿灯也能罚。”
这种“自由发挥”的执法逻辑，才是最危险的。因为一旦法律边界模糊，警察和检察官的“解释权”就成了提款机：今天说有罪，明天说无罪；今天行政处罚，明天刑事判决。
你以为自己在遵法守法，其实是在走钢丝。
3、趋利执法：指标与罚款的双重驱动
报道中透露了一个惊人“内幕”：罚款归市局，任务指标和政绩归丹阳。
这解释了为何镇江公安治安支队会将案子“外包”给丹阳：一边有钱赚，一边有政绩。案件瞬间从“法治问题”变成了“利益项目”。
抓人，并非因为行为一定触犯刑法，而是因为抓人能完成任务指标、增加财政收入。
这就是“趋利执法”的真实逻辑：
法律成了摇钱树，公民成了韭菜地。
4、程序违法：铁门后的“特殊教育”
圣嵘仙的遭遇堪称教材之外的另一课。
她被“指居”在宾馆铁门后，套上黑头套，戴上手铐罚站至崩溃。律师会见被拒，儿子被抓来“演示囚服”。
这哪里是法治？
这分明是“恐吓教育”：
不怕法律，就怕人治。
甚至儿子曹俊磊也被牵连——明知他和足浴店无经济往来，却硬生生编出个“掩饰隐匿犯罪所得”的罪名。为何？因为办案人员要将“亲情牌”打到极致，迫使母亲屈服。
这当然不算侦查，这根本就是人质战术。
5、律师变“第二公诉人”：角色错位的荒诞
荒诞剧的下半场更加精彩：前检察官转型律师，成为“内部渠道”，主动联系家属兜售服务。收费统一价：5万元。
律师本应是嫌疑人的守护者，却成了公诉人的队友。庭上不是替当事人辩护，而是劝当事人认罪。
讽刺的是，丹阳检察官在庭上自己都承认：刑法未明确规定口交、手淫属于卖淫。可一转头，勾兑律师们仍在拼命游说“罪轻辩护”。
在这场暗箱操作中，律师成了“第二公诉人”，而家属的钱成了润滑剂。法律职业伦理？形同虚设。
6、“退书退钱”背后的法治困境
圣嵘仙说：
“我看了最高检教材，才以为不构成犯罪。”
这句话既是反问，也是控诉。
因为她抓住了中国法治中的最大矛盾：
教材写的是一套，实务做的是一套，基层执法是另一套。三套并行，最终由老百姓买单。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口交该不该入刑”，而在于：一个社会能否容忍执法者随意篡改法律边界？
如果今天能因为“口交”抓人，明天就能因为“暧昧短信”判你协助卖淫。只要权力能伸缩，人人都可能是潜在罪犯。
7、案件背后的“潜规则”
案件开了四次庭，一年多未判决。
为何？
因为连法官都心虚：教材在手，法律在案，判有罪怕丢人，判无罪又得罪系统。
最后，检察官在法院门口丢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个事情查了这么久，背后的事情你知道的。”
这句话，比所有庭审辩论都真实。因为它点破了这场荒诞剧的核心：
法律不是核心，教材不是核心；
公民权利更不是核心，核心是“背后的事情”。
8、一场公共笑话：法治的警钟
这起案件，不仅是一个地方的司法乱象，更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选择性执法”、“趋利执法”以及“权力可以让教材作废”的现实。
讽刺的是：最高检的教材被地方当成废纸；女老板圣嵘仙将其视为法律护身符，却成了定罪证据。
这真是一场黑色幽默：
学习强法，最后学成了罪犯。
退书退钱？笑话。真正该退的，是那些把法律当提款机的执法逻辑，是那些把教材当摆设的体制傲慢。
如果“罪刑法定”原则连口交都守不住，那谁还能保证，明天不会因为“笑得太暧昧”也构成犯罪？
丹阳的这起案件，再次提醒我们：法治的最大风险，不是法律条文的模糊，而是执行者随时可以“灵活解释”。
教材再厚，话语再漂亮，都不如现实的办案逻辑来得冰冷。
真正的危险不是“口交”进不进刑，而是法律在利益和权力面前，被随意拉伸、被巧妙篡改、被赤裸裸地拿来赚钱。
这才是所有人最该恐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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