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这一年，一位地主携家带口匆忙逃亡，留下了一座空荡荡的大宅和一位在此劳作多年的长工——王春。王春的人生，也因这次意外的事件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春，今年三十六岁，脸上刻满了风吹日晒的痕迹，双手的老茧比大米粒还要坚硬。他从十四岁起便在周家做长工，除了微薄的饭食和周扒皮剩下的破棉袄，几乎从未沾过任何光。周扒皮的苛刻与暴虐，他早已领教得淋漓尽致。每当遇到不顺心的事，周扒皮总会恶狠狠地训斥：“你们这些穷骨头，生下来就该给我种地！”
王春的父亲死在地头，母亲也早早离世。他独自一人活到现在，全凭一股不屈不挠的劲头。当农会通知他来接管周扒皮的房子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天上怎么会掉下这样的馅饼？但农会的人拿着账本，一条条地清点着家具、粮食、牲口，甚至连院子里的老槐树都登记在册。王春第一次走进了地主家的正屋，墙上挂着旧照片，桌上还残留着昨晚的茶碗。他站在屋子中央，心中五味杂陈，既感到新鲜又有些发慌。
“王春，这屋子你先住着，农会还有别的分配，到时候会叫你。”农会的小伙子一边说着，一边翻着账本，语气中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新鲜感。
夜里，王春带着媳妇和小女儿搬进了这座大宅。他们在空荡荡的屋里点了一盏油灯，女儿天真地问：“爹，这房子以后就是咱们的了吗？”王春哽咽了一下，点了点头。媳妇默默地摸了摸墙，低声说：“咱家也是有房的人了。”
然而，住进来没两天，镇上就开始有人议论纷纷，说地主家肯定藏有银子。农会的人也来查了一遍，连床板都翻了，却一无所获。但王春心里总觉得不太安稳，仿佛这院子里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直到那天下午，天阴得厉害，王春在后院扫院子时，忽然瞅见槐树根下有个被泥掩着的树洞。他蹲下去扒开泥巴，摸出了一把锈迹斑斑的铜钥匙。王春的心突突直跳，钥匙上用旧布条缠着，一拽就掉出个小铁盒。他手有点哆嗦地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张发黄的纸和一串账本。
账本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名字和数字，王春认得不少：有村里的老杨、东头的小赵，还有自己的名字。上面写着“本利共还”、“三年一结”，王春心里一紧——这是高利贷的账本！还有几封信，纸上写着“城里张先生”、“老杜转交”，落款是国民党某某队长，内容全是些请托、借钱和送人情的话。
那一刻，王春明白了，周扒皮把最怕的东西全藏在了这里。这些账本和信件，是地主盘剥乡邻、勾结旧政权的铁证。他回屋坐下，点燃一根旱烟，脑子里翻江倒海。他想到往年给地主干活时，欠债的老杨被逼得家破人亡；小赵的爹，年年借钱种地，最后连棺材都没钱买。自己的名字也在上面，母亲临终前还念叨着“周家账本上欠的钱可咋还啊”。
王春把钥匙紧紧攥在手心，长长出了一口气。媳妇见状问：“你咋了？”王春把盒子递过去，低声说：“是周扒皮的命根子，咱们得交给农会。”
第二天清早，王春提着铁盒去找农会。农会的老李头拿过账本，翻了几页，脸色变了：“这可是大事，得交给区里。”农会的人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说：“这账本要是早拿出来，咱村里多少冤枉事都能说清！”王春心里有些自豪，又有点发怵，突然觉得肩上压了块大石头。
过了几天，区里的土改队来了，把账本和信件带走，并开了大会。会上，老杨的儿子第一个站起来：“我爹就是被逼死的！周扒皮一年要收三成的利，借十块还五十！”小赵的娘哭着说：“咱家欠了地主的钱，一家老小都被赶出来过，如今总算有个说法！”农会的人拍着桌子说：“这些账本就是地主的罪证，大家都要站出来，把被压迫的事讲清楚！”
会议结束后，农会张榜公布，被剥削最重的几家优先分到了地和房。王春分到的院子就成了他的家。他的女儿在屋檐下追蝴蝶，媳妇在灶台上煮粥，王春种地归自己，日子虽然苦，但心里有了着落。
周扒皮逃走后，村里有人偷偷议论：“地主真就倒了霉？说不定哪天又回来。”还有人怀疑王春藏了东西，夜里有人敲窗户。王春警觉地守着屋门，媳妇劝他：“你把东西交给农会，心里就安生了。谁再说闲话，也是眼红咱们过好日子。”农会派人来安抚：“王春，你不用怕，有我们在，谁也不敢乱来。”王春这才稍稍松了口气，但心里明白，阶级的对立不是一夜之间消散的。
原来在地主家做牛做马、低声下气过日子的他，如今突然有了自己的地和房。旁人的目光、家里的变化，都让他有点不适应。过了几个月，镇上又来新政策，农会要带大家学习，宣传“耕者有其田”。王春被推举做了农会小组长，负责登记村里的土地分配。他第一次坐在村口的石桌前，拿着红笔给村民分地。老杨的儿子、小赵的娘都来找他，把名字报上。王春把账本撕了个粉碎，扔进火堆，火光把他脸照得通红。
1948年冬天的风很冷，可王春觉得自己这一生，头一次有了热气腾腾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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