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财经领域最受瞩目的政策，莫过于湖北省推出的‘三资改革’。湖北省省长李殿勋提出的‘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辅以‘能用则用，不用则售，不售则租，能融则融’的操作原则，迅速成为舆论焦点。这场改革既被视为1990年代国企改革的延续，也引发了‘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议。在叫好与质疑声中，我们需要理性审视改革的背景、逻辑与潜在影响。
01 地方财政困境倒逼改革
理解任何政策，首先要厘清其出台背景。湖北省‘三资改革’的核心动因，是地方财政的严峻压力。根据湖北省人大2025年9月报告，截至2025年9月，湖北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21385.9亿元，债务率128%，高于全国同期115%的平均水平。2024年，湖北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937.05亿元，增长6.6%；而支出高达9974.11亿元，增长7.3%。
4000多亿的收入与近万亿的支出之间，存在巨大缺口。在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背景下，盘活国有资产成为唯一选择。湖北省GDP约6万亿元，‘现金流’腾挪空间有限，土地变现受阻后，国有资产成为最后的‘家底’。简而言之，‘三资改革’的直接目的是财政纾困，而非提升市场化水平。
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需回归现实：地方债压力下，债必须还，钱从何来？若不盘活国有资产，是否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02 国资扩张的代价：高负债与低效益
2017年至2022年，全国国有资产总增长76%，年均增长12%，五年增加346万亿元。其中，地方国资占比超五成。但高速扩张依赖举债，同期国有单位负债净增长235万亿元，增长68%，年均增长11.1%。每增加1元国有资产，需新增0.67元负债，地方债攀升与国资扩张密不可分。
更关键的是，高负债并未带来相应效益。2017年至2022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9%，利润年均增长6.9%，税金年均增长5.4%，均低于资产和负债增速。湖北省的情况类似：20户省属企业资产总额2.04万亿元，约为2017年的一倍，但上交税费仅132.45亿元，同比增长5.20%。同期，湖北百强民营企业总资产1.75万亿元，纳税总额535.2亿元，同比增长36.08%。
‘压舱石’若过重，船便难以航行。湖北省此次盘出的国有资产家底达20万亿元，但其中‘优质筹码’有限。水电等公共服务事业多已被央企接盘，剩余资产中，‘没车跑的高速、没游客的景区’比比皆是，白送都难找到接盘方。
03 杠杆游戏：国资内循环的金融逻辑
‘三资改革’的核心是‘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即通过金融手段盘活资产。例如，某地方国企建造的产业园大楼负债20亿元，年租金收入1亿元，运营成本加还本付息导致亏损，还需地方政府补贴。改革后，将租金收益打包为债券出售，从债市融资5亿元，实现借旧还新。进一步，成立国有金控公司，装入10栋大楼的收益权，账面年租金收入10亿元，再通过预期租金增长20%等包装，从银行抵押贷款三五十亿元。
这一过程中，资产并未真正盘活，运营效率也未提高，但通过金融杠杆创造了短期现金流，缓解了地方财政压力。‘一切国有资源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证券化’均为‘杠杆化’服务，本质是国资在国有体系内的循环：国有企业卖给国有金控，国有金控从国有银行套现。民企因经营风险与政治风险双重顾虑，普遍不愿接盘。
04 历史镜鉴：从重庆改革到湖北实践
湖北‘三资改革’与黄奇帆主导的重庆改革有相似之处。重庆改革上半场通过土地收储—流转实现土地资产化、现金化，为财政注入增量资金，带动GDP增长。但下半场盘活国有经营性资产的效果有限，老国企该倒的倒、该散的散，‘八大投’未投出高效益的新国企，经济质量与财政状况未根本改善。
湖北改革面临更大挑战：国有土地资产化已基本完成，剩余土地要么不让卖，要么卖不掉。其他国有经营性资产中，‘优质筹码’稀缺。若缺乏优质资产作为支点，强行加杠杆可能增加金融风险，地方财政与经济的承受能力存疑。
05 理性预期：改革的关键是财政纾困
湖北‘三资改革’的争议，需回归改革初衷：这是地方财政压力倒逼下的创新路径，核心目标是纾解财政困境，而非推动市场化改革。‘盘活国有资产’的政策思维四十年未变，但效果取决于经济增量要素。1990年代国企改革的成功，源于对内开放民企、对外引入外资、加入WTO的增量改革；重庆改革的成功，源于土地资产入市的增量因素。湖北‘三资改革’若仅依赖国资内循环的杠杆腾挪，难以产生真实的经济增长动力。
对改革不必过度解读：既无需为送都送不掉的国资‘流失’担忧，也无需‘旗帜鲜明地支持’。地方政府与国资系统处理家务事，市场需保持理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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