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对职场新人而言往往显得残酷：他们常常承担最多的工作，却最容易被忽视。《繁花》剧组古二的遭遇，不过是将这种日常现象置于聚光灯下，引发了广泛关注。
我们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新人就该多历练，吃点亏没什么。” “机会比眼前的报酬更重要。”这种逻辑，在影视圈内屡见不鲜，甚至在其他行业如法律界也同样存在：新人往往承担最繁重的任务，熬夜加班成为常态，但最终的署名、功劳和资源却常常被资深人士占据。
原因何在？因为他们拥有更广泛的人脉、更稳固的平台和更强的话语权。而当这种不平等达到极致时，新人的反抗也就成了必然。古二的事件，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反映。
古二的诉求：深度参与创作，却未获署名权
据古二透露，他深度参与了《繁花》的剧本创作，但最终却未能获得编剧的署名。为此，他提供了两类关键证据：
1. 多段编剧会议录音
录音内容显示：
1）王家卫导演曾亲口表示：“骏年拯救了我们。”
2）指示古二先搭建故事框架，再由秦雯（负责《繁花》全剧剧本创作）润色感情戏。
3）秦雯对“宝延风波”等金融史料不熟悉，古二逐一进行了解释。
4）王家卫曾批评剧本“过于情感化”，要求古二补充结构和事件逻辑。
5）多条情节线，如阿宝的金融线、李李的复仇线、汪小姐的创业线，均有古二参与设计的痕迹。
这些录音证明，古二并非简单的打杂人员，而是承担了“结构型编剧”的重要工作。
2. 2019年邮件记录
古二还公布了一封自己发给王家卫的邮件，内容为完整的故事框架。王家卫回复：“细节让秦雯调整。”从逻辑上分析，这句话间接承认了框架由古二提供。
然而，要靠这些证据拿回署名权，并非易事。即便古二的说法完全属实，最终能否成功，还需看法官如何采信这些证据。
对于法院而言：
录音可以作为“事实参与”的佐证；邮件则是“创作痕迹”的佐证。但这些都属于间接证据。在著作权诉讼中，更理想的证据包括：合同（明确署名条款）、工作约定（雇佣关系或授权关系）、底稿、初稿及版本对比等。
也就是说，古二应该有一份与《繁花》剧组签署的书面合同，明确署名、稿酬、创作内容及权利归属等事项。但目前看来，他并未提供此类证据。
作为新人，古二当初可能因不好意思开口要合同或谈条件而错过了机会；或者在国内影视行业，许多前期创作本就依赖口头约定，导致他的劳动最终只换来了每月几千元的酬劳。
这实际上是许多行业新人的共同命运：他们承担着主创的工作，却只能拿到跑腿的报酬。
对比美国好莱坞：
美国的编剧拥有WGA（美国编剧工会）这一强大的保护伞。没有合同签署，项目就不能开工；署名必须按规则裁定，报酬和后续收益都有最低标准。工会强制要求所有创作者在一个明确、可追责的制度下工作，新人无需看资深人士的脸色，也不需要用录音来证明自己。
一旦发生争议，工会会直接介入谈判和仲裁，确保新人的署名与贡献不会被轻易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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