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感受到个人状态的起伏，恰逢出差江西景德镇之际，决定顺道探访南昌——这座承载着邓公“文革”期间三年谪居记忆的城市，尤其是那条闻名遐迩的“邓小平小道”。
尽管无数次在书中读到这段历史，但实地探访的体验总是别具一格。据邓公女儿毛毛所述，邓公当年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位于南昌城郊，需跨过赣江的八一大桥，再走上半日方能抵达。
如今，城市面貌已焕然一新。我从南昌东站驱车不过半小时，便来到了拖拉机厂旧址，现已成为邓小平小道陈列馆。即便非节假日，也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这里，是邓公六十多岁时遭遇人生低谷的见证地。我漫步其间，翻阅着过往的文章，试图感受他当年的心境。
时间回溯到1969年10月，中央决定进行“战备疏散”，邓小平被安排前往江西。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他向前来宣布的汪东兴提出了三个朴素而深情的请求。
其一，携带继母夏伯根同行。这位四川嘉陵江上的船工之女，一生坎坷，邓公被“打倒”后，她独自照顾被赶出中南海的子女。此次离京，前途未卜，继母成了他最牵挂的人。
其二，带走卧室的窗帘。邓公夫妇习惯在黑暗中入睡，这小小的窗帘，成了他们保持生活节奏的小物件。
其三，制作大木箱，携带部分藏书。邓家藏书丰富，涵盖马列、历史、文学等多个领域。这些书籍，成了他们未来日子里的精神食粮。
这三个请求，体现了邓公面对生活变故时的从容与智慧：
睡好觉，读好书，顾好眼前人。
1969年10月22日，一架老式伊尔-14飞机从北京沙河机场起飞，载着邓小平一家三口，以及他的窗帘和书籍，飞向千里之外的江西。
据说，进舱门前，邓公回头望了望久违的北京城，却只见空旷的机场，随即转身登机。
邓小平落脚于南昌附近的新建县。他不知道的是，周恩来在他到来之前已做了精心安排。原本计划安排至赣州，但周恩来考虑到邓公年事已高，生病不便，遂指示江西方面将其安排在南昌附近，最好是一栋两层小楼，独门独院，便于活动。
这一指示，既体现了周总理的细心，也彰显了邓周之间的深厚情谊。
在江西方面的努力下，他们找到了一幢原本属于南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的小楼，当地人称之为“将军楼”。邓公夫妇对此新居表示满意，“专案组”也圆满完成了任务。
临行前，当被问及还有何要求时，邓公的回答令在场人员大感意外：
我同意中央的安排，我到江西来了，但我还会出来工作的，我还能为党工作十年。
毛泽东曾评价邓小平为“钢铁公司”，即便遭遇“停产”，其内在的坚韧与硬气依旧不减。
在“将军楼”里，邓公夫妇住二楼，一楼住着一位干事，负责保卫与监管。一日，干事要求邓公写心得体会，邓公淡淡回应：
有事我会给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的。
革命家张鼎丞的女儿张九九曾探望邓公，她描述道，邓公的威严与气势，丝毫未减当年。
遗憾的是，“将军楼”位于步兵学院校园内，并未对外开放。
来江西时，邓小平已65岁高龄，身体健康成为他继续工作的关键。因此，他刻意锻炼意志，保持身体状态。江西冬天潮湿寒冷，他却坚持用冷水擦澡，并自豪地对家人说：
我冬天洗冷水澡，就不怕冷，还可以提高身体抵抗力。
根据安排，邓公还需到附近的拖拉机厂“监督劳动”。职工们看到这位“新职工”，无不惊讶。大家不敢多问，只按规定称呼“老邓”。
如今，工厂已全面开放，邓小平劳动的车间成为重头戏。在车间里，“老邓”是一位钳工，负责用锉刀锉零件。这是他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做过的工种，四十年后再次派上用场。
陈列馆中展陈的油画名为“老钳工”，生动再现了邓公当年的劳动场景。
从管理百万大军到管理手中的一把锉刀，这个落差之大，令人感慨。但邓公没有抱怨，而是老老实实地上工。《邓小平年谱》中仅有一句简单的描述：
1970年夏，坚持每日去工厂劳动，做工时衣衫常常被汗水浸透。
夫人卓琳补充了一个细节。一日，她见邓小平一直站着操作很累，便让他找把椅子坐下。邓小平却说：
你不知道啊，我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邓公的话语总是简洁而富有深意。譬如那句“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初看之下似乎只是描述身体状态，实则透露出他在逆境中的坚韧与不屈。
在最低谷的时候，邓公似乎也维持着一种稳的状态，没让精神垮下去，甚至还保持着一种原有的姿态。
然而，唯独有一件事能让“钢铁公司”放下姿态，那就是为儿女的事。
三年多时间里，邓公不断为子女的看病、就业、生活甚至婚姻问题致信汪东兴。在这些信里，他完全就是一个忧心忡忡的老父亲。
其中，大女儿邓林的身体状况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1970年2月9日，他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写道：
她已有二十八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则更是我和卓琳最大的奢望了。
同年9月13日，他又为同样的事去信汪东兴：
大女儿仍在河北宣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配，我们夫妇仍然希望你能给予帮助。
对于受他牵连的大儿子邓朴方，邓小平的感情更为复杂。他无法多说，只能多做。据女儿毛毛描述：
高位截瘫必须每两小时翻一次身，否则会长褥疮。父亲就每天帮他翻身，晚上也要起来数次。
在低谷期里，家庭是支撑一个人走出困境的力量。但前提是，你要为它付出，它才会给你力量。邓小平在身处逆境时，更加努力地履行他对家庭的责任。因此，在遭逢浩劫之后，一大家人还能整整齐齐在一起，这是他毕生相当成功的一点。其实这就是专注当下。
在专注当下的同时，外面的声音也会传到他的耳朵里。
在工厂劳动时，邓小平甚少与人言语。唯独有一次，他主动对车间主任陶排长说，大儿子在家里没什么事干，如果你们家里有收音机需要维修，可以找他。陶排长看到老邓如此为儿子操心，虽然很感动，但是无奈地说：
不瞒你说，我家只有四五十元收入，小孩有四个，还有老人，哪里有钱去买收音机啊。
图为邓小平劳动车间，这里见证了他对家庭的深情与责任。
听到这话，“老邓”心里五味杂陈，便不再言语。邓公毕竟是邓公，他不会只是一个钳工。他深陷囹圄，却也关注着外面的世界。而外面的世界，有点让他心塞。
有一回，插队的小儿子回来看他，“老邓”很高兴。吃饭时，小儿子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当时社会里种种混乱的状况。邓公听着，眉头紧锁，一直没吭气，最后很严肃地说了一句：
你们知道，你们说的都是一些很坏的议论！
说这话时，小女儿毛毛也在场。日后她在书中写道，父亲是一个政治家，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他不可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什么也不能说。他只能把思考和信念，深深地藏在心底。
当年为了方便邓小平夫妇去劳动，工人在他们居住的小楼和工厂之间，拓出了一条小步道，就是今天所称的“小平小道”。
有人说，邓小平在小道上走了三年，充满了他对中国未来的思索，也为日后实行改革开放埋下了伏笔。
邓公当时走在小道上具体想了什么、怎么想的，已经很难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条小道就是他人生低谷的一个写照，成为他整个人生传奇的一部分。
邓公的风格是，在深陷低谷时他的态度是轻描淡写的，在回望低谷时，他的态度也是轻描淡写的。
多年后，小女儿将江西的生活写成一篇文章，在报上发表后送给父亲阅览。这份报纸被放大后，置于小平小道陈列馆的入口大厅处。上面清晰看到邓小平用红笔的评语，没有别的话，就是四个字：
写得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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