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爱文
2025年末，一场由编剧古二（程骏年）曝光的私密录音事件，将《繁花》导演王家卫与编剧秦雯推上舆论风口。数段录音中，王家卫直言唐嫣“很装”，要求团队通过调整演员到场顺序来“破解”其性格；秦雯则吐槽陈道明“推荐自己没看过的书”，并调侃倪妮“有后台不需要找”。这些与公开场合赞誉形成鲜明反差的言论，被网友戏称为“墨镜后的真心话”。
然而，这场风波的核心远不止于名人口舌之争。古二指控的核心是署名权侵占——他自称是《繁花》核心剧情线的创作者，却仅获“前期责任编辑”署名，除剧本工作外还需兼顾助理甚至生活服务。剧组声明否认其编剧身份，强调其仅为“前期资料收集员”。但录音内容意外揭示了更深层问题：王秦团队的模式，恰是中国传统影视圈“手工工作室”时代的缩影。这种依赖个人权威、分工模糊、师徒伦理主导的传统业态，在工业化与科技浪潮冲击下，正暴露出系统性脆弱。
所有共情古二的“打工牛马们”，或许也需意识到，这种与“大佬”过从甚密的“手工业”模式已难再现。在MCN式半工业化时代，私下录音不会暴露如此劲爆内容（MCN网红与老板默认合作方会“起号”）；在短剧式工业化时代，署名权已无意义（从灯光剧务到编剧导演均无署名）；在AI创作时代，“同事”概念更将彻底消失。王秦团队引以为傲的“传帮带”式、无休止“折磨”团队、将剧组视为专属领地的手工作坊模式，已与时代格格不入，未来或面临绝迹。
王家卫与秦雯的私密录音风波，并非创意圈层的孤例。对话内容显示，二人对合作演员的评价体系充满审视感：王家卫以导演权威分析唐嫣“需要被破解”的性格特质，秦雯则将陈道明定义为“不懂装懂的表演”。这种背后议论合作者的行为，在心理学中可追溯至“自恋型人格”与“认知闭合需求”——当个体过度依赖权威身份维持自我价值时，易通过贬低他人巩固心理优势。
类似案例在创意行业屡见不鲜。《奇葩说》辩手马薇薇曾因号召粉丝网暴周玄毅前妻引发争议，其节目外要求好友隔离“敌人名单”的行为，暴露了通过圈子化维护话语权的模式。影视工业中，梁朝伟曾坦言拍《2046》拍到自我怀疑，木村拓哉也表示过与王家卫合作的困惑与压力。周星驰的“片场暴君”称号源于类似心理机制——据多位合作者透露，他会因道具摆放偏差当众辱骂工作人员，却自视为“艺术偏执”。此类行为往往被行业默认为“天才特质”，正如秦雯在录音中调侃“袭警被捞”时流露的侥幸感，折射出部分创作者对特权行为的无意识认同。
从心理动力学视角看，这种刻薄倾向常源于深度不安全感。研究显示，创意工作者因成果评价的主观性，更易陷入存在性焦虑，继而通过打压他人转移压力。傅首尔对前夫老刘的高光时刻习惯性反驳贬低，马薇薇对姜思达“求票丢人”的指控动用辩手帮力量排挤，郭德纲对沙溢胡可5岁儿子安吉的伦理哏玩笑，均体现出对潜在竞争者的防御性攻击。当这类行为被圈层文化正常化后，“蛐蛐他人”便从个体失范演变为系统性症候。
古二与《繁花》剧组的纠纷核心在于署名权归属。古二自称承担了《繁花》核心剧情创作（如阿宝的股票主线、汪小姐的外贸线），剧组回应称其仅为“前期资料收集员”，否认其编剧身份，且认为其在杀青前两年半（2020年12月31日）已离开剧组，难以参与后期核心编剧工作。
AI作图 by娱乐资本论
类似纠纷在影视圈并非孤例，《芈月传》《长安十二时辰》《北平无战事》等多部作品曾卷入编剧署名争议。行业普遍存在以“助理”岗位雇佣编剧副手、师徒制中徒弟贡献被归并、徒弟难以得到编剧署名等现象。中国编剧协会去年发布的《编剧署名规范指引》虽非强制规定，但至少提供了参考标准。然而，这份“指引”更多暴露了传统影视行业的手工业属性，对新型影视业缺乏前瞻指导意义。
若王家卫身处MCN时代，他会意识到，任何无血缘或婚姻“强绑定关系”的合作者都是潜在“偷录者”。在MCN逻辑里，信任是奢侈品，默认人人会为“起号”反噬，因此严密的法律合同和严格的绑定关系才是安全感的来源。薇娅签约的谦寻实际控制人为其丈夫董海锋，辛巴、三只羊背后均为家族企业，所有超大网红如李子柒、董宇辉均与前东家闹掰，均印证了这一点。
若身处2025年体量已接近800亿的短剧工业化环境，“署名”本身可能已无意义。短剧产业追求标准化流水线作业，剧本被拆解为“黄金三秒”“反转模板”等可替换模块，编剧成为码字工人，个人创作印记被极大稀释。除演员外，编剧、摄影、导演、制片人等工作人员均查无此人，几乎无短剧会展示工作人员人名条。核心价值不属于具名创作者，而属于掌握流量算法的平台方和前期垫资的资本方。古二所争的“署名权”，在短剧世界可能已让位于“分红比例”——当创作被彻底商品化，产权纠纷因个体消失而消解。
（红果短剧给到剧本工作室的合作政策）
若进入AI创作时代，古二与王秦的冲突甚至缺乏发生基础。AI工具能独立生成剧本、优化台词，人类角色退居为提示词工程师与审核编辑。当创作不再依赖“团队协作”，自然不存在“同事”间的贡献纠纷。然而，这或许导向更科幻的结局：若AI能写出《繁花》的商战线，古二的知识价值将被算法湮没；若秦雯只需输入指令即可生成剧本，那么古二的“前期资料收集员”身份更将荡然无存。未来或走向“一人创作者”时代，如短视频平台的漫剧，核心创作者依靠AI即可共创播放量过亿的项目。届时，别说古二，秦雯又该何去何从？
王家卫的悲剧不在于他是个“坏人”，而在于他是个“旧人”。他用“传帮带”的手工业逻辑管理会用智能手机录音的现代职场人，并最终被时代错位反噬。这与其说是某个人的报复，不如说是工业化与数字化时代，为所有沉睡在手工作坊旧梦里的“大师”们敲响的警钟。
一个类似古二的现代职场人，在AI时代后或许会少很多职场人际关系中的猜忌、拉拢与背后说人坏话。这些催生了无数戏剧性冲突的元素，将彻底失去存在的根基。那时，每个创意人面临的都是无尽的数据和算法，那会是古二想要的时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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